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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资本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

20-07-20 16:07    作者:一只花蛤    相关股票:

文/姚斌

何谓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E.M.Wood)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制度:一切的产品及服务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并从市场中获得。从这个角度展开,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鲍莫尔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只具有单个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意义而言,这些形态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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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莫尔的《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中,他将“资本主义”区分为四种形态: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在这四种形态中,如果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混合起来,就是“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好的“资本主义”形态值得推广,而另一些形态的“资本主义”则应当被拒绝和取消。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指小型的创新企业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是指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进行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是指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自己支持它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寡头型资本主义则是指权力和财富的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这些体制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它们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除此之外,它们是非常不同的。

鲍莫尔同时界定了资本主义的含义:一般说来,当一种经济的生产资料(农场、工厂和复杂的机器)的大部分或至少相当大的比例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和使用时,这种经济便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然而,没有一种经济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些电力和矿山是由政府提供或拥有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很多小规模的生产商家是个人私有的。没有哪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可以是并且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不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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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不仅有无穷动力和精力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了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如果没有企业家,那些改变世界的技术以及企业家型资本主义都不会存在。是企业家们看到了一种出售某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产品或服务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前沿性的突破更多是由单个个人或新企业研发并提供到市场上的。

除了极少的例外,真正创新型的企业家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找到。成功的前沿性创新如果是由企业家完成的,则能得到可以称之为“巨额奖金”的回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财富。由于企业家的活动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心理的满足,企业家是前沿性发明的低成本的提供者。所以,对大企业来说,等待企业家研发出前沿性的发明,然后将它们买断,经常是更经济的做法。

以企业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有企业的强弱秩序在不断变动着,这与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中企业排序的较大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最有利于根本性创新的制度。大企业在改善并大规模生产那些企业家更可能完成或引入的根本性创新方面,依然至关重要。但未来最理想的形态是企业家型企业和大企业的理想结合,因为它会产生出“好的资本主义”。

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主要产生于欧、日、韩和其他经济体中的局部地方,包括美国。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型的,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这些市场可能只容纳一个或几个企业。寡头企业一直为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厌恶,因为它们背离了大量小企业彼此努力战胜其他企业的竞争性理想状态。

因为一个行业只有少数竞争者,每个企业就可能具有某种控制定价的能力,特别是如果它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差异化,就更是如此,他们就能通过高于竞争性价格的途径获得超额利润,而这对消费者是一种伤害。此外,寡头企业可以很懒惰,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靠现金流过日子,可以将它在一个市场上的力量扩大到其他市场上。美国汽车和钢铁企业就是典型例子。

大企业型寡头资本主义具有它的优势。如果一个市场上的成本或网络效应只能支撑少数企业,则寡头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结果,即便价格中包含了较高的利润。实际上,由于拥有超额利润,寡头企业的现金流足以支持技术的增量改善,这样的改善是大企业的标志。日本的本田和丰田、韩国的现代和三星都代表了大企业的最佳模式,它们不仅能够不断改善其汽车产品,而且同时还是积极的创新者。这些增量性的完善至关重要。没有这类大企业日常化的研发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就可能更低,很多创新性产品的可靠性、实用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罕见的情况下,大企业甚至也可以是企业家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通用电气。它在其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时代更像一个由众多单个的创新型企业组成的集体,而不是一个大公司。事实上,韦尔奇精简了通用电气的总部办公室,将权力下放给公司的各个业务部门。

还有一些大企业干脆从较小创新型公司那里购买前沿性的发明。正如《经济学人》杂志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指出的,当今的大部分药品类的发明都来自小型的新企业。大型制药企业的研发主要集中在确认并与小型创新型企业打交道方面,而不是自己去发明有突破性的药品。这种不创新倾向可能就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阿基里斯的脚肿”。大企业可能变得如此官僚化,以至于即便看到那些前沿性的理念,也没有能力识别并采取行动。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趋势可能是大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其政策经济的主旨是执行这些决策,采取各种政策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选中的“赢家”。其总的经济体制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重叠,但这两种体制从根本上看是不同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曾在东南亚获得巨大成功,但也有它的缺陷。比如,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挑选了错误的赢家和输家,易发腐败等。

寡头型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其经济体制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但政府的政策设计完全是为了保障人口中极少数的利益者,比如拉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寡头型资本主义经济也许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腐败和普遍的非正规活动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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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企业家通常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在广义上包括了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经营的业务是什么。但在狭义上是指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这个定义与艾伦·伍德基本相同。

当然,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德鲁克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得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于是,德鲁克就诠释熊彼特的分析:“一个健康的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鲍莫尔高度关注的就是这种“创新型”企业,它意味着比较少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也就是那些生产或销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家。就像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的商人,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加工之后再直接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也很重要,因为其代表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这种创新型企业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自然,鲍莫尔也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依靠企业家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经济规模。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起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大的距离。出于这种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这就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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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新事物的产生:新产品和新服务。经济学家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更多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创新、技术革新或用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放在一起考虑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前者为“蛮力”增长,后者为“精明”增长。创新指的是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些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是这种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场。只有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才能将创新导入增长的机器,从而实现“好增长”。

“蛮力”增长是指增加更多的投入,即投入更多的劳动和更多的资本,尽管更多的资本本身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每个员工的产出量。但是,这种增长潜在着收益递减现象。“精明”增长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它刚好将一个经济体从收益递减中解放出来。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即它是由经济体制内部的力量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体制之外的像气候和地理因素决定的。技术进步通常不单纯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是经济活动本身的目的,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的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这些个人和企业力图改善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并最终将成功的结果商业化。

但是,除非促进技术进步的人确保能够得到某种奖励,否则,技术进步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太可能在那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从模仿的经济中出现。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制造同样的产品并相互竞争直至任何超额利润都终将消失。如果那些领先进入未知领域、冒着风险开发新东西并将其商业化的个人和企业,不能获得额外利润,则技术进步就不会发生。

鲍莫尔认为,只有采取了某种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形式,才能保持或成为领先者。一个企业家型经济体必须拥有企业家,但并不是任何种类的企业家,而是创新型的企业家。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增长的源泉给予更多的关注。有一种越来越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中的金融体系的成熟和健全。企业家型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比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更可能为新的冒险型企业提供资金。

获得财富的根本途径有两条:或者进行生产性活动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或者忽视这一目标而寻求从已经创造出的产出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也就是,做大蛋糕或者在蛋糕中给自己寻求更大的份额。对企业家型经济来说,仅仅使企业家易于开始其创新活动是不够的,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创办的企业必须获得成功的回报。他们唯一的挑战在于,从市场上已有的无数企业和商业模式中挑选最适合自己才能、经验和兴趣的一种。创新性产品和服务当然是新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已有的其他构成部分或创意,它们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刘易斯·卡罗尔的童话《爱丽丝魔境之旅》中红色皇后告诉爱丽丝,在这个世界里,人必须不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因此,企业家型经济必须保证他们的企业不断地参与“红色皇后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每一方的成功取决于他或她是否有能力赶上或超越对手在本轮竞争中的努力和开支,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其他人的追赶下提出更高的目标。在没有这类竞争的地方,赢家可能会满足于躺在自己的桂冠上睡大觉。如果他们这样做,创新会放慢,甚至会停滞,增长也是如此。法治本身不能保证红色皇后游戏的情景将会在现代经济中继续起作用,特别是,如果没有两种企业的同时并存,即大企业和更可能推动经济变化的新型创新企业,这些游戏规则是无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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