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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

20-03-12 12:58    作者:张五常    相关股票: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英语“inflation”一词译作通货膨胀是恰当的。“通货”是指流通的货币量,膨胀是指此量增加。这其中含意着的是,货币量增加会导致物价一般性地上升。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of money)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这币量理论起于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不浅的学问,因为货币在市场使用时的转手速度对物价的变动也有决定性。这转手速度(velocity)有没有稳定性这个问题,上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吵得热闹,而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其中的主角。是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其中Karl Brunner1916-1989)是我的老师,Allan Meltzer1928-2017)是我的师兄。

个人的选择,我认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币量理论大师是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此君比他同期也参与币量理论研究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1883-1946)高明多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之见。

写童年的往事,我要在这里用一期的篇幅写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是因为自己当时身在其中。只是当年我还年幼,对实情的掌握不够全面。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大陆,发生着些什么事是书所难尽的。然而,凭自己回忆年幼时的所见所闻,用今天自己所知分析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或多或少对今天的货币经济学有点贡献。

上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把货币的供应量搞得一团糟,是他们要跑到台湾去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今天回顾,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懂币量理论。我知道宋子文懂,可能比我懂得多。我读过一篇他为祝贺费雪而写的文章,很清楚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是什么一回事。但他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关于世事局限转变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分析的要比他当年所见来得较为全面。我认为币量理论要跟整个经济的好些其他方面一起衡量。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经济的实力与货币的关系。回头看国民党当年在神州大地,政府需要维持社会秩序或公安,加上有战乱的军费开支,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国贫,抽税微不足道;出售土地,地价低;引进外资吗?没有谁会问津。

余下来的财政处理方法,是政府发行货币,作为一项间接性的税收。我曾经指出,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经济下,政府用货币政策搞起一点通胀,是有着抽间接税的效果。然而,国民党当年是迫着要用这个选择,所以失败。

什么是通货膨胀呢?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物价一般性地上升不一定是。弗老之见,是如果大家一觉醒来,见到所有的物价上升了一倍,但不会导致市场预期物价再升,没有谁会采取预防的行为——这只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

通胀是需要有一个市场的预期,市民认为一般物价会继续上升,促使他们采取防守策略或行动,从而影响市场的运作,导致经济有不良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预期”这回事,只有天晓得是什么。这里的要点,是物价一般性地上升,小孩子也懂得判断,而假若这上升不断地继续,促使市民采取防守行动,经济学者就说这些行动是源于那无从观察的通胀预期。

恶性通胀英语称hyper-inflation。通胀率高当然是一个需要的衡量准则,但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这通胀率历久不下。好比一九九二年,在中国,通胀率逾二十厘。这算是高通胀了,但还不到三年朱镕基总理把这通胀率调校为零,跟着出现通缩,所以我们不要把当时的通胀算进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之所以为恶,像恶性癌症那样,是近于无药可救的。

奇怪,我今天的记忆,跟网上记载的有出入。我记得国民党推出银圆券是先于金圆券,但网上的资料却是倒转过来。我记得清楚的是当国民党一九四八年推出金圆券时,我在广州,为了好奇,在推出的早上,我以官价七港元兑换了一元金圆券,但到了傍晚,这二者的黑市汇率却倒转过来,一港元兑七元金圆券!

我也记得清楚,当时在广州,面值小的金圆券称“湿柴”,面值大的——百万到亿元面值的——称“干柴”。基本上“湿柴”在市场没有人要。我也记得当时的港钞,称“咸水”,当然是受宠之物;而金圆券或银圆券则称“淡水”,市场见而拒之。明显地,这是把经济学中的神话——那有名的“格雷欣定律”——倒转过来,不是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而是良币把劣币逐出市场。

说起来,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混账货币游戏不始于中日之战,也不始于国共之争,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胡作非为了。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扬州,我花光身上带着的钱,从一个地摊小贩买下他全部的国民党时期的多种不同的钞票,还跟该小贩到他家中尽购他的所藏,共千多张。回家后仔细研究,那个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发神经。大概地查看那千多张钞票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发表了《风雨时代的钞票》一文,今天在网上可以找到,同学们不要错过(见附录)。

在那风雨时代,中国在货币上的处理与恶性通胀带来的现象,是上选的经济论文题材,绝对是,但为什么同学们不去考查研究呢?我见过有关该风雨时期中国货币的好些论著,认为这些作品的考查与研究不够深入,存世的机会不高吧。

货币的存在无疑是为了协助市场的交易与投资,可以大幅地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一个简单的实例可以说明。一九四五年,逃难回归之际,乘舟,中途在某地上岸一行,我见到一个街市,可以把一纸十元钞票,撕开两半而每半张作五元使用。这可见没有钞票,一般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是高不可攀的。

我也记得,一九八八年带着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对他说因为数码科技的发展,有朝一日货币量不知怎样算才对。弗老瞪大眼睛望着我,以为我是在说笑。然而,约十年前在北京跟蒙代尔把酒言欢,我又对他说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学者不会再知道怎样算货币量。他立刻问:“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我说是一九八八年,跟弗里德曼说过了。原来蒙兄也是那样想。

最后我要回答一个同学们会很想知道的问题:国民党当年不断地尝试发行各种不同的钞票,是为了贪污吗?历来我以为是,但今天认为不是!今天我的看法,是每次发行一种新货币之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定经济,从而希望保着江山。只是新货币推出后,因为没有几个人相信币值可保,守不住,所以官员们就索性在新的货币完蛋之前,尽量多发,从而大贪一手。

我这个观点是源于一个比较新的看法。我今天认为,不管一种货币有没有钩着一个明确的锚,但某种锚一定要有才可以成为市场接受的货币。以金或银为货币,本身就是锚,但如果只是写在钞票上说,市场相信则是,不信则不是。国民党当年的钞票只是在钞票上说,信之者蠢也。或明或暗地钩着外币也算是锚,有没有人相信则要看国家的经济形势矣。我屡次建议的钩着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也是锚。推来推去,推到尽头,没有明确的锚存在,一种货币的发行总要钩着发行该货币的国家的经济。经济崩溃,没有实物或外币为锚,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能守值。经济可观,只要央行当局懂得调控货币量,币值可保。这是因为经济本身就是锚。我多次建议的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主要是为了要防守人民币推出国际时有可能受到的袭击。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以《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为题讲话,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经济本身有实力,基本上就是该国的货币的锚。

                                               (《童年的回忆》之九)

 

 

附录:风雨时代的钞票 

张五常,1999723 

话说在扬州我花尽身上带着的钱,向地摊小贩购入了千多张旧钞票。这些钞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迟是一九五三(共产当道矣)。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后我花了一整晚审阅这批旧钞,觉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兹仅选八项以飨读者:

(一)我找到四张一九三四年发行的壹圆钞票,被一个胶印掩盖着“中国农工银行”,而在其下补加“中央银行”,钞票两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盖上,四张一样。

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

(二)千多张旧钞中只有三张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行,纸质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张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张钞票都是在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的上半部以胶水黏成一张。这样,钞票上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缝,显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但为什么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张一九三〇年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银毫券”之名,且说明“凭券兑换银毫”。这摆明是以银为本位,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问题是,一个大的银毫可以变小,而银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银毫。所以银行若要出术,或与政府串谋欺骗,易如反掌也。 

我看这些银毫券的第一个反应:是骗局!真诚的银行发银本位券,怎会不说明纯银的重量?

(四)更大的骗局是那大名鼎鼎的“关金”了。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后是一九四八。

关金是以金为本位,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后来贬值,钞码越来越高,五万元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没有说明的,是一个金单位究竟是多少金。更过瘾的是,在整张中文的钞票中,“金单位”(Gold Unit)却用英语。

这个明显的骗局,在中国竟然大摇大摆地施行了起码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刚出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杀了才怪!炎黄子孙毕竟是学精了。

(语曾、任二兄:为什么香港今天的钞票不印明七点八元兑一美元?虽然要经发钞银行去兑换,但这是事实,而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说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兑换率时则要发行另一种钞票,比较复杂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几家私营钱庄——如“陆宜和”、“黄山馆德泰昶”之类——发行的钞票,显然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冇王管”的自由货币制,到了民国就与政府争食的。海耶克生时极力提倡的自由发钞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间,这种自由银行(钱庄)制应该有很理想的运作。我又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怎可以放过这个绝对是一级的研究题材?

我手头上有的十多张钱庄钞票,有些如合约,有些如凭单,有些则像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一张钞票其实是一张合约——我在三十年前就说过了。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六)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不拘小节”。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华民国的年号,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号,此后就淘汰了“中华民国”。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

(八)我对钞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兴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市场对钞票的信心。一间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是中国古时的圣贤豪杰。这家银行起错了名,意头大为不妙。准备与储备不同。银行要的是储备(reserve),非准备(preparatory)也。银行有什么要“准备”的?准备执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张“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都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众多圣贤也救它不了!

一张一九二七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你道在那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钞票上谁的肖像出现最多?无与伦比的冠军,是孙中山。孙某本领平平,但被称为“国父”。既为国父,就是死后也要付出一点代价。凡是通胀急剧,钞票贬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孙中山。那搞笑的“关金”,其肖像当然也是孙中山。

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天可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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