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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洛华:但不过我们心里都有她

18-04-05 09:46    作者:时寒冰    相关股票: 太平洋
但不过我们心里都有她
——纪念我的祖母李冰伯
文\大房鸭联合创始人周洛华



祖母李冰伯,本名李明珠,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册子乡官道村人氏,生于1916年,2011年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时,整好95岁。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我最后扶住了她的人工呼吸机,希望延续她的几分钟生命,她斜着眼睛看着我,饱含热泪,悄无声息,大夫说她此刻已无意识,劝我不必挂怀,她们更劝我们说95岁已是高寿,况且病人无多痛苦,兹是幸事矣。我猜那样的劝说来自于她们的善良愿望,我却因此更感难受。

那天晚上,我仔细地斟酌了各种说法,怎样才能恰当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五岁大的儿子,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失去亲人的时刻,我希望尽量减少这个噩耗带给孩子的悲痛和冲击。“太太去世了”(儿子叫祖母“太太”,在宝山话里面的发言接近“塔塔”),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他此生遇到的第一次离别。没想到的是,孩子比我想象得要成熟的多,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很认真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但不过我们心里都有她”。孩子最近刚开始学认字,许多转折词的意思都还不会用,就这么生硬地说了,却也一语中的说中我的心事,我突然感觉老人去了,孩子大了,与之伴随的真相是我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老了。

亲戚朋友都来问我们什么时候举办仪式,我们只能这样告诉他们:“祖母的遗嘱是不举行任何仪式,不保留骨灰,不要灵堂与墓地”——与16年前祖父去世时的遗嘱如出一辙,我知道这是她临终前最想做的事情。我们就在龙华殡仪馆最简单的一个告别厅向她的遗体鞠躬告别,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泪如泉涌。

祖母去世以后,我难过了好多时候,就像多年前祖父去世时,我大概有半年时间精神恍惚,恢复不过来,我一直想写些什么来纪念她,但是一提笔又觉得对于特别熟悉的人,很难写什么东西出来,因为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特别令人感动的,没有哪一次事情是特别记忆深刻的,她对我的影响和我对她的感情都孕育在她平时对我们点点滴滴的爱护和关心之中,最终演化成了我自己生活中平凡的每时每刻,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会做麻食子和菠菜面的上海人,平时喜欢睡荞麦枕头,只说“星期日”而不说“礼拜天”——因为我们不是教徒,不做礼拜——作为她最宠爱的小孙子,我有责任把她的一生的故事梳理一遍,好好传家纪念。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日伪特务机关开始进入租界搜捕支持抗日的爱国人士,我的祖父周谷城不幸也在他们的名单上。某天下午,他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通知事先转移了。但是我的祖母未接到通知,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在她住的老静安区的一个西式里弄门口,蹲在弄堂口修皮鞋的小皮匠一把拉住了我祖母,“太太,你不能回去了,特务在你们家等着抓你”。我祖母与他素不相识,完全不信他的话,继续往家里走,小皮匠急了,他追上来说,“你是李家大小姐,本名李明珠,先生已经走了,你快去和他会合”。我祖母大吃一惊,她离开陕西老家去青岛上学,改名许多年了,然后又到上海,眼前的这个小皮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祖母这才信了他的话,转身逃走,躲过一劫,当时她肚子里正怀着我的父亲周骏羽。抗战胜利以后,祖母回到老宅子想去谢谢那个给她报信的小皮匠,早已不见踪迹。事后想起来,这次脱险很可能得益于祖母的妈妈是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保守着许多秘密,直到老得有些糊涂了,才给我们说起,以至于我们也无从判断她说的这些陈年往事到底是真是假了。

她是一个好女儿。祖母来自于一个革命家庭,她母亲张育民(我们称她“老外婆”)于1927年加入中共,后来经组织派遣来上海做地下工作。祖母的继父卢志英烈士(我们称他“卢家外公”)则是在渡江战役前牺牲的,后来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好像南京市还曾经有一所小学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改革开放以后改名为外语实验小学。解放以后,祖母曾经把渡江战役胜利奖章珍藏了多年,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了,现在我们重新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枚铭刻着渡江木帆船的铜质奖章。解放以后,因为出身于红色家庭,她很快被任命为一所接收下来的中学校长,但是她干不了多久,就觉得人事关系复杂,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家伙,转换角色比谁都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她辞职不当校长,转而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物教师。她一生都有一种荣誉感,一种灌注在脊柱里面的正义感,她尤其反对那些“行政人员”,感觉他们的官僚作风和不正之风很严重。她始终不忘革命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干部们享受。有好几次,她气愤难忍时,当着许多人的面,指责一些基层干部,“你们这帮狗屎的坏透了,简直比国民党还坏”——在她的世界里,“国民党反动派”是对人最恶毒的咒骂了——这当然是她的一时气话,她的这些气话说过之后,自己也就忘了,可是别人却铭刻在心。所以,文革开始以后,她虽然受到许多普通群众的同情,却也没有少吃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出了干部离休制度,凡是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人,都可以享受离休待遇。那时候,祖父的地位已经恢复,也有许多“老外婆”当年的部下在恢复工作以后愿意给祖母写证明材料,说她早年给地下党送过情报,属于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同志。但是,她总觉得自己没做过什么,不用说牺牲的烈士了,就是和其他同志相比,自己的贡献也不值一提,她强调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地下党送情报的,不能算是主动参加革命。当年,也许是出于保护她的动机,也许是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因,“老外婆”和“卢家外公”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让她递送的那些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她深信伸手向组织要待遇是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她始终没有申请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离休和退休的待遇差别很大)。幸亏组织上还是很关心她,祖父去世的时候,把她的医疗关系由一般退休人员,转为干部待遇(其它待遇仍然按照一般退休人员执行),她欢天喜地,愉快地接受了,对于组织上的悉心安排,我们全家都十分感激。

她总是强调“我是一个老实人,要对组织说实话”,因此,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我在想究竟是她的特殊基因导致了她的直率呢,还是她出身革命家庭导致了她的直言,或许两者都有。这些年来,被她不假修饰的语言伤害过的人不在少数,好在大多数知道了她的脾气之后,也不怎么在意,反而挺喜欢她的率真。

她是一个好妻子。祖父总是说祖母是一个命好的人,他们俩相伴50多年,平时有些吵闹,但是即便是刚刚吵过架,她还是准点做饭,准时拿药递给祖父。得益于她的细致耐心的照顾,祖父的晚年过得很幸福。她曾经是祖父在暨南大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恋,感情很好。她对祖父始终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除了每天照顾祖父的起居饮食之外,还仔仔细细地把祖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祖父的照片和有关祖父的报导她都完整地收集着,直到自己老得不能动了为止。她对祖父有一种一往无前的追随者式的忠诚,文革时期,红卫兵几乎天天来抄家,临走还特地把“打倒周谷城”的标语贴在碗柜上,防止家里生火做饭。祖母回到家就立即撕掉了这些标语,没事儿似的继续烧饭洗碗,然后自己动手写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重新贴在碗柜上。在那个年代,她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陕西女人的强悍,她甚至就是家里的精神支柱。祖父去世以后,她常常拿出祖父早年的西装证件照端详,反复给我们讲爷爷当年的轶事,在她眼里,祖父始终是才华横溢和英俊潇洒的。她90岁那年,申请加入祖父早年参与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追随祖父的全部事业。她早年本来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老外婆”明确告诉她,“你太XX了,不适合加入共产党”。这样一来,我们全家都是农工党的成员。

她是一个好妈妈。父亲小时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在学校闯祸,祖母总是对他纵容迁就。有一年,父亲在学校和同学玩耍时,踢倒了学校的一堵土墙,老师把祖母叫到学校去,她却对着学校老师大声说,“你们的墙不结实,怎么能怪孩子呢”!1975年,正是在她的不断催促下,祖父才打破自己从建国起就定下的“我从不向主席提任何要求”的自我约束,提笔给主席写了封信,希望把我的父亲周骏羽调回上海照顾自己和老伴的生活,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向主席提出个人请求,而这也是他给主席写的最后一封信。这一次,主席并没有回复他,但是两个星期以后,父亲在军垦农场出早操列队时听到了“周骏羽同志出列,组织上决定调你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始终有护犊之心和舔犊之情,她身上有伟大的母爱。

她是一个好祖母。姐姐顺华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总是爱带顺华和我去家附近的襄阳公园玩(后来襄阳公园的牌子是由祖父题写的,祖母就更喜欢这个公园了)。顺华喜欢“坐在奶奶的好腿上”(祖母因坐骨神经痛导致右腿不便),听她反来复去地讲“园林工人噗嗤噗嗤打药水”的故事,我喜欢她带我去家附近的成都饭店吃鱼香肉丝。她自己发明创造了一大堆有着陕西口音的形容词和名词,用来给我们解释周围的新鲜事物,比如:她把根系致密的慕尼黑草称为“霸根草”,把花团锦簇的海棠花称为“痒痒树”,她发明的这些名词是这样的形象和贴切,以至于我们一直以为这就是这些物种的真名,长大以后我们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旁人不知所云,现在这些词成了只能在我们家里沟通的私人语言,总是给我们温暖的回忆。祖父去世前想要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复旦大学,祖母嚷嚷着把复旦图书馆派来的同志赶了出去,“这些书我孙子要读的”——我至今感谢她的决定。

她......大概不是一个好婆婆。妈妈在向她鞠躬告别的时候似乎还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说。她对妈妈的苛待和对我的溺爱总是同时发生,让我从小就面对这种冲突的场景,是一种极不舒服的体验。后来,我自己结婚成家之后,发现婆媳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描绘的一种人际关系,我现在相信这类尴尬可能普遍且真实地存在着。

她去世前几年,一直尝试着给不同的领导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提拔重用我,尽管各级领导从不搭理她的呼吁和请求,她仍然为此目的四处写信。我一开始对她的做法很反感,认为她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组织纪律,也于事无补,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时过境迁,我也人到中年,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逐渐能够理解她的动机了,我现在也愿意为了孩子去做同样的事情,不会顾及被冷落或者被拒绝时自己的面子。

她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在解放初期,大家都很尊敬她,觉得她像个南下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欧美港台的风气盛极一时,于是又有人取笑她,说她笨拙得像落伍的老粗;但是无论别人对她的评价如何,她始终不为所动地坚持做真实的自己。她就是一个纯粹而真诚的人,有着朴实而真实的想法,并直截了当地付诸行动,她身上有那种由人性驱动的母爱。这位慈祥祖母所做的一切完全达到了祖父提倡的“由仁义行”的境界,她的举动看似自私,实则真实,远比那些“为行仁义”而摆饰的做秀更接近于真实的人性。

祖母去世前几年,我就已经感觉到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在全国最出名的湖南益阳人应该是郭美美,而不是周谷城。她也许有时候显得憨蛮无知,大部分时间和时代格格不入,但是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接近于真实自我的人。我肯定她身上没有什么修饰,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丝毫谎言。

祖母去世以后,我们慢慢清理她的遗物,1996年祖父去世时留给她三万元人民币存款,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她去世时积攒下二十万元人民币。妈妈说她在一个小包袱里面找到一封王光美同志写给祖母的信,看来她藏了许多年,我在想祖母是怎么在一地碎瓷片、满墙红标语的年代里保存下来的呢?我想她心里一定有着自己恪守的正义和光明,因而她才会显得特别地勇敢和豁达。想到这些,我泪如泉涌,感觉自己此刻的内心通明透亮,且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留给未及赶来送别的亲友的,“告诉他们,这个人度过了美妙的一生”(Tell them, he had a wonderful life)。对于祖母来说,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她度过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作为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祖母,一个......真实的人,她真正地活过,因此她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继续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我也要去做一个好儿子,好爸爸,好丈夫,好伙伴,活出真性情,找到人性美。下次我去南京的时候,一定去凭吊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烈士的墓,也一定去雨花台祭扫一下“卢家外公”。

祖母去世后,我们收到电话问“老同志留下什么话儿没有”?我如实回答,“祖母说不通知领导,不麻烦组织”,电话那头的同志有些迟疑,再次追问我老同志还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完全理解这位同志的好意,一般来说,有什么特殊请求,只要是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这时候提出来,组织上都会予以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电话就是家属向组织提要求的最后机会。我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是的,祖母的遗嘱就是不通知领导,不麻烦组织”——她一辈子坚持“对党诚实”,我要替她坚持到底。

她去世前几年就反复叮嘱我们,她要遵从祖父去世时的规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不保留骨灰,不建墓地和其他纪念物(这是1996年祖父去世时留下的遗嘱,当时他说“活人的房子都不够住,就不要给死人盖房子了”),不通知领导和不麻烦组织(这是祖母自己的愿望)。于是,每年清明我们这些后人无处凭吊祭扫——但不过我们心里都有她。
 
 本文初稿写于2011年,2014年清明修改后收录在散文集《金融的哲学》,本次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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