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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强大的政府

17-08-12 19:27    作者:扬韬    相关股票: 华西村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战狼2》火了,票房直奔40亿元大关而去,全国有超过1亿人次观看了这部影片。影片的最后,通过护照上加的一行字告诉观众:如果在国外遇到困难不要放弃,因为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行字看得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身在海外或者出国遇到过大的困难的人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但这行字的背后,却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横空出世,中国崛起已经不只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感觉,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己深有体会。1978年之后,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以GDP计量的经济规模雄踞世界第二,而以工业产值、财富创造数量论则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中国崛起的奥秘


中国惊人成就的取得,奥秘何在?世人探索纷纭,争议甚多,有的触及边缘,有的离题太远。很多经济学家说:谁能解释清楚中国奇迹,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程显然不能以常规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甚至不可能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经济学理论做出解释。因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它体现在如下几点:


1、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仅仅这一条,就将历史上曾经崛起的国家彻底区分开来。过去近300年的历史,虽然有很多国家通过种种模式发展壮大起来了,但人口最多的也不过是美国,而美国在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人口也不过刚刚超过1亿人。但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就有6亿多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近10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28%。这样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实现经济腾飞,历史上绝无先例。人多嘴杂思想多行为各异,如何在大国中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这是一个世界难题。


2、独特的地理、悠久的历史。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与美国相仿,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大陆领土与四邻有屏障,东部和南部是大海,西部和北部是高山,在海权时代来临之前,中国保持着长期的主权连续性,因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撬开中国东南大门,国家陷入动荡近百年之后才重新统一和安定。文明古国、历史沉淀多、文化变革难,在这样的古国实施变革,实现经济腾飞,也是史无前例的。


3、特有的制度。当代发达国家几乎清一色是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和日本等大国更主要是从工业革命时代就陆续踏入资本主义道路,并历经相似的模式而达到经济腾飞的目标。二战前后,世界上虽然陆续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宣告独立,但真正成为世界级强国的只有苏联和中国,而中国改革开放后10年多,苏联就宣告解体,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里唯一最终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由社会主义国家而崛起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在西方经济学找不到样本的。


当然还有其它的差异性,但主要是以上三大特点,注定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困难重重,没有先例依循,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坚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仅经过不到四十年的奋斗,就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奥秘何在?


且不说其他各家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崛起的奥秘是:在强大政府领导下,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通过自主调控货币等手段,激励人民高效劳动,由此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


这其实意味着国家崛起所必须的四个支柱、一个核心:


1、强大的政府。政府必须是强有力的领导者,衡量政府强与弱的基本判断标准是:反应及时、高效决策、强力执行。只有强势的政府,才会有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实力。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更不可能崛起为一流强国。强势的政府确定的目标必须是符合人性需求的,即要能够满足人民的生存的欲望、繁衍的欲望、提高认同度的愿望。让社会的人感受到幸福、满足和安乐。


2、正确的道路。政府要领导人民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政府工作的一切核心都应该是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为此,应摒弃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找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宏观上做好规划、微观上放开搞活、实践中适时调节,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3、自主的货币。货币是经济的命脉,货币的调控是经济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有完全自主的货币体系,货币应是在政府背书下的信用货币,而不应是政府无法主控的硬通货或社会化的纸币。应由政府主导货币投放,确保货币有序膨胀,由此促进劳动生产。


4、勤劳的人民。大方向确定,归根结底还需要人民辛勤劳动。国家崛起,需要人民付出合理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为此,就需要加强科研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了促进劳动,需要政府采取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以上是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所谓一个核心,即: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其中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财富越积越多,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存繁衍和提高认同度的欲望就可以达成,就能实现国强民富的终极目标。


四大支柱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只有这样,才是强国之路、富民之策。而四大支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强大的政府。


很多国家,走的道路未必是错的、也有自主的货币和勤劳的人民,但就是无法有效发展经济,甚至陷入中等收入发展陷阱,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强大的政府。因为只有政府强大,才能将其它三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任何国家崛起、富强、成为霸主,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为前提。这是一个被西方经济学有意无意忽略的最重要的前提。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都只能逞口舌之快,却无法带来一个强大国家。


政府如此重要,那么政府是怎么来的呢?


二、国家与政府的起源


什么是国家?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国与家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若干个家庭组成了国家。


什么是政府?负责管理国家内外行政事务的组织就是政府。对内,政府的职能包括立法、执法、监察等。对外,政府的职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和外贸管理等。


如果把国家比做一个企业,则政府就是企业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则政府就是最有权威的的家长(父母)。所谓的“”家天下“”,是帝王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以管理自己家的模式来管理天下。历史上的世袭君主制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君主来自一个家族,且君主是依据血亲关系的顺序来继承大位的。中国历代王朝,就是这种模式。


除此之外,依据君主(国家元首)的产生模式,国家还有很多其它的类型,如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共和制等等。到2017年,世界上有198个国家被普遍承认,而未被承认的国家也有几十个之多。


关于国家的起源,各派学说众说纷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约论、暴力论和神权论。


神权论。古代社会的国家理论多数是根植于天神崇拜基础之上的,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中国的“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真命天子”,都是潜在的天神崇拜。在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神权论逐渐衰落。


暴力论。欧洲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国家是靠暴力征服打出来的天下,是弱肉强食的必然结果。而奥尔森则提出了“流寇轮流坐庄论”: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一群强盗,打家劫舍掠取钱财。但如果打劫一次杀光就跑,收益太低。反之,如果把地盘圈起来,告诉民众每年上缴一定保护费(税收),则可以免除杀人放火。于是,民众心安了,知道自己赚钱交保护费之后自己能结余多少,就开始有积极性扩大生产了。这就是政府。


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的时候,遵循的自然轮的主张,认为国家是人群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是从氏族家庭走向社会联合的过程。从经济角度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如果说暴力论过于机械教条,那么,奥尔森的这种观点,可能更符合历史实践。毕竟,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朝代,“江山都是打下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根本道理——古往今来,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哪一个不是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呢?即便后来的美国,看起来是依靠五月花号上一群人的所谓契约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不打赢后来的对英国的战争就没有美国的独立,如果后来的南北战争没有一方绝对获胜,就没有美国的统一。只不过,如今的欧美诸国,已经觉得暴力论太血腥,因而有了新的主张——契约论。

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当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共同协作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整个集体”,原来的约束就转化成了“社会契约”。由此逐渐形成了契约论的基础:国家是一种契约,政府是民众依据某种约定而形成的自我管理组织。这一理论,成为后来西方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学者和社会民众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契约论”才更符合国家的实质,因此,应该全盘接受西方的国家理论。如果照这样的思想走下去,就应该接受军队国家化、普选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制等西方固有的成型模式。其中的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最受推崇。

三、执政者谁?

按照契约论的主张,政府原本是一种契约,是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以某种形式缔约,允许少数人出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目的而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政府首脑的组成方式,其实一直在演变中。早期的部落首领,往往是威望下的公认制;其后的君主,则要么是实权打天下,要么是世袭而来;再往后的现代社会,则要么出自枪杆子,要么出自民选。当代西方的政府首脑,多数是民选制。无论一人一票还是投票团,凡是由选票确定的,就被称为是民主制。从形式上说,中国的投票团制度,是另一种民主形式。


但是,民主制未必是最佳的制度。


即便到今天,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并不是民主制。家族企业、创业企业,其首脑都不是选出来的,而是世袭或者创业者自认的。但这些企业的效率往往是最高的。即便很多企业实行的是类似于股东或者创业者投票制,但企业负责人的长期集权才是其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比如今日的万达、复兴、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老干妈,都是如此。


西方企业的股份制模式创立并不久。虽然今天的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早已实现了股份的彻底分散化,但企业核心团队也不是股东选出来的。试想,股东成千上万,怎么可能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人物?管理团队的内部人控制,是这种企业的基本特点。这有点像今天的万科。虽然它是股份制企业,但能影响企业运作的早已不是股东,而是管理团队。


今天,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人对上述企业的运作模式提出质疑。没有人说微软、特斯拉、苹果、可口可乐等大公司的管理团队产生模式是不民主的。相反,类似于巴菲特这样的长期成为企业负责人的做法,倒是赢得了不少喝彩。


但对中国的制度,非议的却很多。国内的很多人也口水交织,认为应该改良,认为应该实行一人一票制度。他们不想一想,经济和政治难道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吗?何以经济领域里可行的模式,跑到政治领域却就变得不可行?


一人一票的模式并非最优的选择。首要的问题是社会成本。无法想象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的大国,如何实现一人一票选首脑。台湾能做到,是因为充其量它也就2000多万人。其次,这种模式未必就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来。台湾的陈水扁是民选的,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有人说,选出一个坏的,下一次再选出好的就是了。但社会付出若干年的时间代价,是否一定值得呢?蒋经国倒不是普选的,只是如今他的名声远胜陈水扁。


民主制度的恶其实一点不比集权制度少。2400多年前,苏格拉底是被投票决定死刑的,当时500人的大陪审团是以360:140认定他该死的。80多年前,希特勒也是一步一步通过选票赢得权力,最后登上顶峰的。即便是今天,朝鲜不也是有选票的么?二战中,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能算是民主尝试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在中国,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乡村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普选。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乡村的治理是最好的么?以前包干到户的时候,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都因为有一个集权式的人物而发展速度远朝其他村庄。现在各地农村还在尝试普选,但选出来的是什么人,村民是有目共睹的,谁希望将来乡村模式普及到全国呢?


很多人说,只要放开选票,民众的意志就会变得不一样。其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明哲保身,对社会事务的热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一次次运动,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投入,其根本并不是政治热情,而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很多事情,一旦到了大众层面,往往会变得很荒唐,在行为学理论看来,这就是所谓“群体智能低下”。比如当初袁崇焕被处剐刑的时候,万众围观,可有几人冷静?文革中的狂热武斗,可有几人清醒而冷静?


如果仔细对照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与欧美的发展路径不同。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欧洲国家,虽然长期实行君主制,但它与中国的皇权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英国的国王,并没有自己的直属官僚机构,英王查理一世曾经为了对付苏格兰农民起义而准备征税,却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结果后来不得不“离宫出走”,最后还被议会集团打败之后抓起来砍了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国王并没有多少权力,民主从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就有基础,所以,封建制度才平稳转换为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情况完全不同。秦代以降,2000多年来一贯的皇权体制,皇帝是天下至尊,有无上权力,所以有“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传统。君君臣臣两千年,中国人骨子里都渗透着威权政治的崇拜。要打破这种崇拜,需要很长时间。台湾、香港乃至于新加坡,华人圈里能够实行的制度,却未必适合在中国大陆实行。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什么样的政府组织模式、什么样的首脑产生机制都并不重要。世袭君主制下的国家也有盛世年华,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有世界霸主,西方民主式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当今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强大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条道路。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府都是想维系自身存在的,而自身存在的前提是强大的政府统治,这种统治归根结底是依赖民众的认可的。


既然如此,就不必执着于选举模式、政府组织模式、政府管理模式,而应该看政府是否有强大的统治力。


四、强大的政府


曾经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何以二世而亡?曾经喊出“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大汉帝国,何至于风雨飘摇分三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唐宋皇朝,为什么最终沦落为五代十国和崖山败亡?朱明的辉煌,何以被野蛮的满清屠戮?清室的盛世,何以如烟花般消散?民国的乱战,是否是历史的必然?新时代的中国的政治局面能否维持下去?

种种历史之谜、种种深层拷问,其实都在追究答案:政权何以会崩溃?怎样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应该如何维系其统治由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

美籍华人学者方绍伟的《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古今中外政权崩溃的过程和逻辑,并推导出政权崩溃的必然公式。在他看来,传统的论断虽然能解释政权崩溃的一些原因,但都不必然构成其崩溃的根本因素。比如,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患扩张崩溃论、松动崩溃论,等等。这些因素都是表象,可以解释某一个朝代或者政权,却无法构成统一的崩溃理论。他提出的崩溃公式是:

政权崩溃系数   =    统治成本    ÷     统治能力

由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统治成本越高、统治能力越低,则政权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统治成本,则意味着维持天下太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统治能力,则是由掌权者的魄力、决断和忠诚团体的向心力所决定的。

关于统治能力,从历史过程看,君主世袭、终身执政的模式,存在着无法绕过去的陷阱:基因突变或者衰落导致的接班人变弱或者自身缺陷带来的能力弊端无法克服。所以,只要是采取君主世袭或者终身执政的模式,政权的崩溃就是迟早的事情。多党民主制则存在着选举成本过高和内部化等问题。苏联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是终身执政模式,弊端是无法克服的,崩溃自然也就无法避免。

中国模式是一个非常大的特殊变化。长期的皇朝时代结束后,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纷争和尝试,最终在民国时代的近40年里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无法实施纯粹的共和制或民主制,也无法实施君主立宪制,因为——君强,则不肯实际立宪;君弱,则无力实施名义立宪。在近40年的打斗中,国共两党用枪杆子打出一个真理:中国,只能走共产党确定的那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时代的终身执政模式同样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好在,邓时代确定了党内的限时执政法则。在一党内部,通过限制执政年数、不是家族世袭而是团队选拔、接班人逐渐内定和培训等,这样的执政模式,克服了基因变弱和终身执政弊端,降低了选拔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与西方多党民主制并行的一条政治路线。而且,它也满足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君威崇拜”的强人执政心理,于是,它从制度上加强了政权的可持续性。

​方绍伟的公式其实无法量化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社会发展也不是用简单的公式就能推算出来的。其实,衡量政府是否强大的标准主要有三个:

1、反应及时。政府理应对国内外各种变化做出最及时的反应,这要求有畅通无阻的上令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渠道。阻碍民间信息上达,往往是帝王时代臣子的下意识行为。而民间信息越是难以传递到政府高层,则政府面临的生存危机就越大。《史记·周本纪》曾记载周厉王时期的禁止民间议论朝政:“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如是过了三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就被赶到山西一个小地方去了,其后,才出现了“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同样,政府的政令决策还应该通畅无阻地下达到所辖区域,而不能被截留。帝王时代,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2、高效决策。政府处理的最紧急事务是军事,这是必须用最快速度完成决策的。战争时期,哪一国政府反应及时、决策迅速,无疑将赢得先机。这种高效决策要求:常设机构的水平高、做出预案的效率高;议事机构水平高,做出决策的效率高;决策者水平高、拍板决策的效率高。一般而言,政府常设机构聚集的是社会精英人员,政府首脑也往往是水平很高的决策者,影像政府效率的往往是议事机构。西方的议会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是需要检讨的,我们后面还会谈及。

3、强力执行。信息及时、决策迅速还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执行能力。一项政策,是不是能不折不扣或者较低折扣地快速推行,才是政府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这反映了政府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以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衡量政府执行力的唯一标准就是行政效率。

我们可以用京沪高铁对比美国的加州高铁,看看两国政府的执行力。1980年代,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就提出要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但在他的任期内无能为力。1996年,加州成立了高铁机构准备实施,但是,一直到2015年,在布朗新的一轮州长任期内,加州高铁才正式开工。只不过,这项工程也是开开停停,就目前来看,2025年全线通车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意味着从构思开始历时45年、从机构成立开始历时30年、从开工之日起10年内,加州高铁仍可能尚未通车,因为规划的铁路沿线有众多居民和企业强烈反对这一规划。

加州高铁预计长度1287公里、时速300公里。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还要比加州高铁更长一些。京沪高铁1990年开始论证,2008年开工,2011年6月正式通车,设计时速380公里。2014年开始盈利,2016年,京沪高铁二线开始规划立项。对比一下加州,京沪高铁论证之日起18年开工,建设3年就通车,再过三年就盈利。

两厢对比,哪一个政府更强大,不言而喻。有如此强大的政府领导,中国崛起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五、政府与人性目标

仅仅是政府强大,并不构成国家崛起的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还必须有战略性的目标,而其终极目标必须指向人性的需求。只有满足人性需求的政府,才是一个健康、伟大的政府,舍此之外,别无其它标准。

所谓满足人性目标,主要是三点:

1、满足人的生存需求。

2、满足人的繁衍需求。

3、满足人的提高认同的需求。

诚如我们此前曾指出的那样,人性的全部需求都归结为上述三点。政府工作只有满足人性需求,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才会引导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富强。这就要求:

1、政府的首要事务应该解决人的衣食住行用等,维持基本生活保障,并进而让人民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所谓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社会安宁、人民富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政府的绝大多数能量投入到促进物质财富生产中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能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和繁衍需求。

2、要满足人的繁衍需求,就要让年轻人有配偶、有条件生养后代。除了要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外,政府也应该重视房地产建设,因为有家才有繁衍,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有安居之所。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社会是否进步,可以直接以人均居住面积的标准去衡量。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有的老人长期蜗居在3-5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说政府是称职的。由此,我们也该摒弃一切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错误观念。

3、要提高人的认同度,离不开国家对于正确文化的引导,对精神财富创造的重视。物质财富丰富、精神生活充裕,人民就会提升对于国家的认同度,提高对生活的认同。而随着自己能获得各种荣誉和奖励,人们自己的被认同感增强,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强大,人民出门在外有荣耀感,就会提高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度,《战狼2》这种影片能受到人们追捧,正是因为它让国人感到自己的认同度大大提高了。

由以上三点为基准,我们就能准确判断政府的行为正当性,也能判断政府未来的支持度,由此便可以推断政府是否强大、国家能否富强。

六、政府犯错

强大的政府是一种力量,可以推动社会向前跑。但是,如果政府出错了怎么办呢?这就是很多人的担心:市场机制下,如果出错,受损的是个体,损失有限;如果是政府推动,一旦出错,受损的是公共利益,而且损失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政府主义,或者政府这只手要拴住,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既有监督政府的意思,也有限制公权滥用的意思。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疑问:其一,该限制政府行为吗?否则,一旦政府出错怎么办?其二,如何才能监督好政府?

首先,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会犯错,当然政府也可能犯错。但人和政府的犯错,并不只是有损失大小的对比,还有一些根本的差异。

第一,政府与企业家和个人的利益诉求不同。个人当然要维护自身利益,企业家除了考虑赚钱外,还会考虑企业的员工和发展等诉求。但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是没有私利的,而只有好的外部性。这就决定了政府决策即便出错,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可能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只是针对经济领域下结论。在政治和军事外交方面,我们这里且回避开。

第二,政府存在纠错机制,防止损失扩大。同样的经济决策,个人如果失败了,可以关门大吉,企业失败了可以溜之大吉。比如,养殖户养鸡,亏损累累撑不下去,就关掉养殖场转行做其它。饭店开不下去,小业主可以直接认破产。企业做不下去,关门不做就是了。但是,政府没有这样的机会,政府如果出错了,必须有纠错机制,有救治制度,防止损失扩大,甚至扭转困局。从这个角度说,人们容易夸大政府出错的危害性。

所以,同等观念去看,政府犯错,可能远好于市场自动纠正的机制。如果市场机制出了问题,带来的危害是全市场的崩溃和萧条,1929年开始的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典型的例证。但是,如果政府犯错,损失再大也可度量、可挽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他人曾犯过错误,“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同志。”那么,政府犯错呢?

政府犯错,是民众必须接受的一种现实,也是政府带来无数好处和利益的必然的负面价值。我们接受政府带来的好处,也应该容忍政府的错误,毕竟,它是有自我纠正或者被动纠错的机制的。

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首脑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政府来自于人民,所以,政府犯错,民众理应接受,这似乎可以理解——尽管很多人都不肯正视这一点。那么,在非民主社会,比如以前的世袭君主制国家,政府出现的错误,怎么办呢?民众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是忍受,等待政府改正;第二是忍无可忍聚众起义造反上梁山,最终推翻当政者。由于推翻争权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动辄千万颗人头落地,所以,近代社会渐渐反对反政府者,提倡社会改良。

按照常规思想,要进行社会改良,就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发现政府有问题,则通过选举的方式或者罢免的方式完成政府换届。

七、政府监督与制约

这样的一种机制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在西方议会制下,政府监督逐渐变成了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手段。结果造成了政府决策和执行的效率低下。甚至于一些在野党反对执政者的主张并无特殊理由,仅仅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其唯一目的就是不让执政党有所作为,以便未来选举丢分,为在野党自己上台创造条件。

其实,按照西方民主政党的设置机制,如果两党轮流执政(当然是通过竞选),则未来的最优方案是两党长时间合作——在野党并不反对执政者的主张,由此达成默契。

这一点早已得到博弈论的支持。在博弈论所列举的“囚徒困境”的案例中,两个坏人被警察抓起来了。如果谁先背叛另一个坏人,自己就可以只坐1年牢而对方要坐4年牢。如果都坦白,则每个人都坐3年牢。如果都不坦白呢?警方证据不足,每个人都只坐牢两年。现在的问题是,俩坏人应该怎么办呢?是检举对方,还是都保持沉默?

在经典博弈论著述中,如果是一次性博弈,俩坏人四种选择都可能发生。但如果是持续博弈很多次的,则俩坏人最终会明白,合作比坑害对方要重要得多。于是,有一种策略会胜出——以牙还牙策略。即:如果对方合作,我也合作;如果对方背叛,我也背叛。那么,在多次博弈之后,俩坏人最终会趋于一致,开始合作。

美国著名生物进化学家马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一书,则用数学模型来印证了合作的必要性。通过各种模型长时间的博弈,结构发现,一种修改后的策略比原来简单的“以牙还牙”策略要更好。该策略的要害是:

——如果上一轮我们都合作,下一轮我还是合作;

——如果上一轮我们都背叛,那么下一轮我一定概率下会合作;

——如果你合作,我背叛,我会再次背叛;

——如果你背叛,我合作,我也会再次背叛。


这个策略,被生物学家们定义为“赢定输移”策略,是动物行为学家的训练课题。其核心内容就是:赢了,就坚持原来的;输了,就换策略。


马丁著作里想表达的是:无论形式多么复杂,生物体要生存下去,最终的博弈结果往往就是同类合作、甚至于异类合作。因为合作才有最大的收益、最大的生存机会和繁衍机会。


模型如此,现实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是实施民主化较长时间的国家,其议会效率反而相对较高,在野党和执政党达成妥协的概率也比较高。倒是在一些新兴的所谓民主国家,执政者和反对派只看到了对抗的益处而乐此不彼,却不肯妥协与合作,结果就演化为“民主培养刁民”,社会效率很低。


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执政党和在野党能达成妥协,是希望自己下一次在位也能与对方继续达成妥协。那么,如果合作变成了常态,则两党执政不就可以合二为一吗——这就是一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如果一个党的规模足够大、代表性足够全面,则一党之内的竞争可以取代政党轮替,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事实也正如此。在很多国家,一党执政几乎成为常态,比如日本的自民党就是1955年由两个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并在1955年赢得大选后持续一党独大执政38年,日本这个国家也在此期间迎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繁荣和景气,日本一举成为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一度长时间位居世界第二。


由此可见,一党独大、长时间执政并没有问题,只要政府足够强大,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局走向繁荣富强才是最重要的。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基本道理:政府决策其实无须所谓的在野党或者多党牵制,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政府机构去做,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提高政府执行力,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就是完全可行的。


至于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政府监督,其最根本的要素是监督官员,防止官员腐败和中饱私囊。这一点,有赖于大众舆论的监督,也有赖于执政党及政府内监察机构的监督。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这里不展开。


综上所述:

1、一党独大不是问题;

2、政府强大非常重要;

3、衡量政府优劣的是看其能否满足人性发展的三大需求;

4、衡量政府强大与否的标准是反应及时、决策高效、执行有力;

5、没有强大的政府,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

6、任何崛起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7、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中国政府是强大的、了不起的。

(本文是将于明年出版的《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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