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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3 )

08-12-23 20:51    作者:罗小朋    相关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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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有人会问,为什么发达的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搞什么社会赋权交换?为什么我们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而不是老老实实照搬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体制?当然,也会有 另外一种置疑: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非要模仿西方?为什么中国不能回到自己的传统,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大一统,建设现代的仁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改 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什么理论为学理依据?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精英日益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迫切地需要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那么,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英勇卓绝的奋斗,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呢?我 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肯定出了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中国人无 数次地事与愿违,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还是搞不明白自己的现代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
   
    构建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切入点
   
    正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事与愿违的事实启发我,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就必须把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理解中国 人的集体认知特征,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偏好与集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俘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认知的原点,一次又一次 地提出诸如“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样早就被我们的先人提出过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所有文明的现代化,都需要对自己的集体认知能力形成很高的自觉性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正如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另外一些 人更幸运一样,一些文明的集体认知能力比另外一些文明要强,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了特殊的努力,而是机遇使然。中华文明获得过自己的机遇,享受过历史的辉 煌,但是,我们的历史也留下了不小的包袱。其中最大的包袱,就是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这种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 力,从而导致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屡屡事与愿违,一次次付出高昂的学费。
    这是不是在宣扬文化决定论呢?我以为不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自觉可以超越文化的制约。如果你仅仅否定文化决定论,却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你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文化的宿命。
    当然,超越自己的文化是不容易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形成对自己文明的高度自觉,尤其是对本文明的认知特征形成高度的自觉,所需 要的内外环境和知识基础并不完全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意愿,甚至连这种意愿的产生,都取决于我们不能控制的许多因素。事实上, 只有在这种环境和知识条件开始具备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有可能跳出“此山中”的时候,这种意愿才会被诱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提出中国集体认知特征这 个问题本身,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开始具备条件,达到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水平。
    这些条件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空前开放的信息环境,这个信息环境彻底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视野和参照系;这个信息环境使中国能够分享全人类巨大的,并且 正在飞速增长的知识存量,其中,有关人类认知的科学知识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为集体认知提供了全新的手段。
    我们的智慧与道德勇气,并不高于古代的先贤,也不高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当年不具备的条件,我们才有希望破解他们未能破解的许多难题。
   
    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特征与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
   
    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社会建构特征和集体认知特征究竟是什么?我以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特征和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是中国文明与其他 文明相比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用自上而下来概括中国社会,并非是我的独创,也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我以为,这个概括抓住了中国社会两个最重要的动态结构 特征。一个是中国社会在演化意义上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社会在集体行动意义上的组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同点,是两者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元文明的融合过程,汇聚了来自多源的文明成就。但是,从演化过程来看,两者存在非常重大的逻辑差 异。西方文明演化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没有失去政治主体的多元性,统一的宗教在多源和多元的文化和政治整合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西方文明的整合 过程,既有多元政治主体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也有统一宗教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是一种上下结合的社会。
    中国文明的文化资源虽然也像西方文明一样是多元化和多源头的,但是,其最奇特之处,就在于其几千年的政治秩序演化,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初的源头。也就是说, 在多元主体的政治(包括军事)竞争过程中,由一个主体开创的政治秩序始终占有绝对的竞争和生存优势,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不仅吸纳和整合了其他政治主体的 文化资源,而且消灭了其他文化的政治主体性,形成了政治大一统的格局。虽然政治大一统的格局并不能无限地延续,而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作为一 种提供政权合法性的理念,政治大一统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始终主宰着多数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每一次朝代更替的权力角逐,成王败寇是大家都接受的游 戏规则。新的政治大一统,总是由武力统一的胜利者自上而下地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社会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 自下而上’的社会呢?我以为,这样的社会是有的,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文化多元和多源的印度文明,历史悠久,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印度文明一直 没有内生出一种完成政治整合的社会力量,只是到了现代,在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下,印度才实现了政治整合。其现代的国家制度,几乎完全是从西方文明移植过来 的,少有自己的创新。
    不同社会的建构特征,对社会的集体认知特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本文提出的改革新思路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上下结合的西方文明,其集体认知的特征是知 行合一,而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其集体认知特征则是知难行易,而自下而上的印度社会则正好相反,其集体认知特征是知易行难。
    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三种社会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资源分布不同。在上下结合的社会里,每一个层次的政治实体都有自治的正当性,每一层之间 并不像中国那样存在着隶属关系。这种多重的合法性,使得每一个治理层次都有采取集体行动解决本层次出现的公共问题的正当性资源,而不像中国,基层和地方出 现的很多问题,即使大家都清楚,没有上级的认可,就没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多层次自治、上下结合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比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不同的 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使用哈贝马斯的概念,西方社会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具有更高的沟通理性。本文不可能对其中的机理做系统分析,不过,上述的论断与我 们经验的观察是一致的。
    西方社会的精英交往与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社会精英的交往,公私分明,最显著的优点是无论沟通的规则还是沟通的伦 理,都更多地体现了公共理性。这种公共理性虽然与信仰并非毫无联系,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公共空间的发展。而公共空间则是从稳定的自治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为了 自治体的公共利益,自治体的成员必定会要求有一个交流平台,使大家能够对事不对人,超越个人的利益和偏见进行沟通,形成共识。
    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与皇权至上的政治秩序难以兼容,因此,家族之外的自治往往缺少正当性,以自治体成员权利平等为 理念的公共空间没有机会发育起来,非人格化的交往习俗和沟通规则也就无从建立。而自下而上的印度社会,之所以被印度人自己称为争辩社会(debating society),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的集体行动正当性,高度分散。不同宗教,不同种姓的族群,并没有把其他族群作为权利平等的共同体成员。因此,西方民主 制度虽然把他们强捏在一起,但潜在的集体行动规则,使他们缺乏沟通的互信和诚意,难以达成理性的共识。
    那么,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知难行易呢?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央。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赞同把中国社会称为自上 而下的社会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时,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高度依赖官僚系统来治理国家,特别是牢固地建立了郡县制主导的地方治理传统,并通过科举制度系统地选 拔治理人才。这个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过科举选拔的官僚阶层平均的个人智能并不弱,但是却面临着系统性的集体认知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多层次的科 层结构导致信息高度不对称,整个治理系统的内部沟通具有极高的道德风险。为了维系这个系统的运转,中国历代精英绞尽脑汁,发明了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各种办 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最终还是不能克服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必然逻辑。在这个治理系统中,撒谎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并非一定是不道德的,因此,撒谎成为一门 非常艰深的技艺和学问。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能力来识别和判断,什么时候该讲真话,讲什么样的真话,什么时候该讲假话,讲什么样的假话,就根本无法在官场中生 存,更谈不上承担重任。就整个系统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套与公开的规则和伦理并不一致的潜规则,整个系统就无法运转。所谓的“儒表法里”,就是指的 这样一种双重价值和双重规则的治理系统。在这样的语境主导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能力当然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都被沟通过程吞噬 掉了,而大量的虚假信息则被生产出来。
    但是,这个系统一旦掌握了真理,就能够做出其他社会难以做出的反应,这是因为,中央政权掌握了全部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资源,在法理上存在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其他社会难以实现的一些组合与配置。中国社会之所以经常能让其他文明感到惊讶,原因就在于此。
   
    理性变革过程的两大判据
   
    我在政治改革新思路一文中指出,新改革思路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那么,什么是理性改革过程的判据呢?我以 为,一个比较理性的变革过程,必须满足两个判据。第一,改革过程的机制设计与这个社会的集体认知逻辑一致,也就是考虑到了这个社会集体行动的偏好和集体认 知的特征,第二个判据,就是这个改革过程的机制设计,与这个社会国家权力的结构特征和转型逻辑相一致,也就是说,考虑到了这个社会集体行动正当性资源的分 布特点。以这两个判据为原则来设计的改革机制有可能较好地协调改革过程中集体行动与集体认知的关系,从而避免因为严重的认知失误而产生难以控制的政治张力 和社会张力。
    从这样两个判据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笔者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在笔者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中,为什么要提出由中央直接派部分县官,而不赞同立即一律层层选举呢?为什么中国不能一步就走向美国那样多层次自治的联邦制呢? 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特征和转型逻辑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大一统。正如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指出的,大一统有两个因 素,一个是政治专制,另外一个是中央集权。我认为,在没有确立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条件下,层层选举只会带来社会的失序。关于自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本文将 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之所以主张中央先直接选派一部分县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就是中国在没有确立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央对地方的控 制,只有两种机制可供选择,一种是郡县,另一种是封建。很长时间以来,郡县机制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封建也一直存在。郡县机制的社会基础是 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统一的知识阶层——士,制度基础则是小土地私有和科举制。封建的社会基础是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世家,制度基础是藩王制度和少数民族地区 的土司制度。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实现了“政党下乡”,消灭了土地私有,既消灭了几千年郡县的社会基础,也消灭了封建的社会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基层和地方治理机制。但 是,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恢复,郡县和封建这两个被认为早已死亡的控制地方的机制,又有了现实的意义。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开始使用“诸侯经济 ”的概念来批评经济分权的改革策略。我虽然不赞同他们反地方分权的内在倾向,但是,必须承认,提出“诸侯经济”概念的人确实看到了中国地方治理中封建因素 的存在这一事实。
    中国地方治理中封建因素的存在与地方官僚阶层长期不流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官僚阶层的各种社会特权加上几十年在同一个地方传宗接代,必然形成一种类似“世家”的特权。这种特权虽然在当代中国没有正式的名分,但却是人所共知的现实。
    地方财政分权,事实上承认和利用了这种高度地方化的既得利益,把这种既得利益引向了支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是,这也促成了地方“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 的成长。在改革的设计中,我不主张用道德化批判来分析权贵资本。权贵资本利益在中国确实存在,他们做了不少坏事,也作了不少好事。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他们 为什么要那样行为,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使这个利益集团像那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英国的王公贵族和日本的武士那样,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在没有法治和地方民主自治的前提下,在土地产权不能清晰界定,土地自由交易受到严重约束的前提下,封建性的地方特权有利于支持经济分权,有利于支持地方治 理的竞争,这就是我们从中国改革中观察到的事实,但我们也观察到,封建性的地方特权,不利于平等的社会权利发展。学者秋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 的思想家,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秋风说“综括起来,古代中国的封建、郡县各有其利弊:封建制有限制天子权力的效用,却没有平等,在堕落之后则会陷入诸侯 的暴政;郡县制则有万民平等之利,但堕落之后却总是走向皇帝的专制。只是到了近代,英国人才真正地实现了封建、郡县的折衷,同时得到了分权与平等两个好 处,从而历史性地终结了封建、郡县之争。” 笔者完全赞同秋风先生的这一看法,在政治改革的思路中,之所以提出中央直派部分县长,其理论依据,正是在法治和民主没有确立的条件下,主张借用郡县机制有 利万民平等的机理,来克服当前中国封建特权膨胀之弊,为推动法治和民主自治创造条件。
    既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顾炎武甚至早就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想法,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没有 能够像英国人那样,真正实现封建和郡县的折中,同时得到分权与平等两个好处呢?难道是因为英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与诺斯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有关,但是,路径依赖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中国文明进入政治大一统的演化路径,使得中国人无论多么聪 明,都不可能创造出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那么,为什么在已经了解到他们制度的长处,又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他们制度的各种知识和规则之后,我们还 是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逃不出政治大一统的桎梏呢?
    我以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制度安排,最多只能告诉我们大致往那个方向走,但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走。即使西方的制度演化历史,比如说英国普通法的演化历史,确 实能够给我们的路经选择以重大启发,让我们知道建设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的必要,但是,这些知识对于克服以往中国路经选择的巨大惯性,依然是不充分的。因 为过去的历史选择,已经内化成了我们独特的知识和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内化成为我们个体和集体的思维方式,内化成为我们交往的习俗,从而对我们的集体认 知能力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理性变革过程的认知障碍
   
    杨晓凯提出欠发达国家存在“后发劣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我在回顾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后发劣势”的机理,就在于欠发达国家的精英在集体认知能力方面难以摆脱比较劣势。这种比较劣势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话语霸权”,这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经济、技术和军事的优势,带来了在文化、学术、道义等表达上的全面优势。这 种优势的后果是,欠发达国家不仅要按照西方叙事逻辑来理解西方,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东方,也就是用西方人的话语系统来解读我们自己。这 当然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学术西化的过程,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认知的过程。但许多后发国家学术西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丧失了本国集体认知的主 体性。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标志着后发国家对这一严重的认知障碍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
    但是,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意识到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集体认知形成的障碍,并不足以使我们克服这种霸权来提高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因为导致这种话语 霸权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来自后发国家自己,来自于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理性交往的困难,这正是许多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没有正视的问题。
    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但是,找到出路的前提之一,就是敢于面对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但是,很难否认,中国人也是比较缺乏集体智慧的族群之一。这个问题本质上与个人心智高低和道德倾向没有关 系。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心智高并且有强烈的道德感。一个族群的集体智慧与集体行动的偏好有关,因为集体 行动的偏好决定了心智不同和道德倾向不同的人在集体行动中的话语权,因而决定着集体行动的道德底线。中国人集体行动偏好的道德底线虽然不高,但总是喜欢把 所有的问题都道德化,这种偏好妨碍了我们认识自己的认知弱点,因为我们总是把人类的任何弱点,都和道德弱点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不足与中国人集体偏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本文只能非常概要和肤浅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知识人的交往和表达,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偏好,从这些偏好,我认为不难看出中国集体智慧不足的原因。中国知识人,或文人的一个偏好,是“为帝王师”,也 就是说,有机会向最高当权者表达并影响他的思想,是文人最理想的自我实现形式之一。当然,更高的理想是“立言”,但谁都知道,在历史上立言并非易事,于 是,就派生出另外一个偏好,“大言欺世”或王元化先生所用的“曲学阿世”。不过。‘大言欺世’和‘曲学阿世’的说法,已经注入了道德判断,比较中性的现代 表达就是中国知识人的另外一个偏好,是获得影响大众的话语权。第三个描述中国知识人交往偏好的成语就是“文人相轻”。如果没有第三个偏好,放弃道德评判, 前两个偏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把第三个偏好引进来,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整体认知的影响就不容乐观了。
    ‘文人相轻’意味着什么呢?文人相轻意味着知识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相互尊重和集体理性,缺乏一种集体的知识评价准则和评价机制。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 文人相轻呢?在文人相轻的约束下生产出来的知识,通过“为帝王师”,通过在社会和历史“立言”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认知,会不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利的后果呢?
    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文人自身缺乏道德涵养,而是政治大一统的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秩序必然内生出来的知识人偏好。王权至上的政治大一统,不愿意看 到知识人形成超然于王权政治的交往,不可能为知识人建立自治的知识交流平台提供公共空间。王权的利益,恰恰在于分化知识人,使他们相互轻视。
    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约束,中国古代的士人为了实现道统对治统的制约,为了实践知识人“天下为公”的理念,只好更多地依赖对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修炼。但是,这 样并解决不了对知识客观评价的机制问题,反而助长了中国知识人把认知分歧道德化的不良倾向,习惯于把道德是非与事实的真伪混为一谈。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知 识人的交往强调君子和小人之分。这种人格化的交往严重地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因为聪明的小人往往可以看见迂腐的君子看不见的许多事实,懂得他们很难懂得的许 多真理。当然,小人也有小人的认知局限。中国文明相对西方文明集体认知能力不足,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政治大一统给我们的集体认知带来的局限,建立 非人格化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文人相轻,知识人不能自主和集体地建立一套公正评价知识的规范和机制,不可避免地助长中国知识人功利和势利的倾向, 不可避免地让许多知识人成为洋人和古人的俘虏。
    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单纯的道德批评和道德建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简单地模仿国外的评价机制,直接把西方的评价体系应 用于评价中国知识人生产的知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大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扭曲了中国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后果非常严重。
    理性的改革过程需要建设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但前提是要建设中国知识人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而建设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的困难,来自于中国知识人缺乏理 性的集体行动偏好。但是,中国知识人缺乏集体理性的偏好的重要原因,又恰恰是缺乏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如何才能打破这个悖论和循环呢?
    我认为,现代网络技术提供了打破这一悖论的历史性机会。我在政治改革思路中指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理性的交往。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网络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人的集体认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建立一种完全自治的集体评价机制。我相信,随着这方面的突破,必将带来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一个更加理性的改革过程提供理论指导。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及中国精英的历史责任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知识挑战。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找到一条代价比较小的政治现代化的路 径,找不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地方自治的模式。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但亟待深化。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出来,结束这篇已经过长的文章。
    我的基本看法是,1)自治不等于民主;2)民主不一定有利于地方自治和法治;3)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法治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地方自 治;4)没有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理念,就不可能建设理性的民主政治。5)精英的理性沟通,而不是大众民主,是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三大机制理性平衡的关 键。
    在我看来,自治、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玄妙,而是可以用常识的语言讲清楚的。自治不等于民主,这是明显的事实,很多自治体都不是民主治理的。问题是, 民主是否就是自治?这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承认地方自治的理念,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民主就可能威胁到一些地方的自治权利。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出 来的,但结果是希特勒在一段时间里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治的权利。民主也不一定有利于法治,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对私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民主就可以 成为摧毁法治的利器。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当民主摧毁了法治,民主也将死亡。
    为什么说,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建设法治的前提,理解这个问题,对中国非常关键,因为许多人现在接受了法治的理念,却不大能够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正如许 多人以前接受民主的理念却不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一样。法治最基本的功能是界定和保护公民的私权,用森的语言,就是界定和保护人的市场赋权。但是,对私权的界 定是和对公权的界定不可分割的。巴泽尔产权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那些难以清晰界定的产权,必然要进入公共空间,由公权力来调节,而无法靠市场来调 节。如果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是不清楚和不确定的,群域和公权的范围不清楚就必然威胁到己域和私权的界定。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明确了不同共同体公权力的外部 边界,从而减少了内部私权与公权界定的困难。地方自治还允许不同的地区在本地区内部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从而使群域和己域的划分首先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 问题,而不是全局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能,除了制约行政权力,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承认地方自治,就是承认 地方有权利各自调整内部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明的两大价值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既相互补充,也相互冲突。现代文明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为基础,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推动下 进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为什么能够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呢?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自由和平等的偏好是有差异的,一些地区更偏重自由,而另一些地区更 偏好平等,这样就导致不同的区域共同体内群己边界的划分差异,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公共政策甚至制度安排上。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的政策竞争和制度竞 争,推动了政策和制度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国共之争,就价值取向而言,是自由和平等之争。国民党更多地代表了自由,而共产党更多地代表了平等。中国现代化的不幸就在 于,在地方自治和法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全面地引入了现代的价值之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争,在中国采取了武装割据的形态,并且与历史上改朝换代机制相 结合。国共之间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价值之争虽然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但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在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前提下,自由与平等之争就能在地方 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展开,表现为和平的制度竞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进步,深深地得益于与台湾、香港的和平竞 争,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和制度竞争。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进步意义之一,就在于开创了各地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竞争。本文提出新 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把健康的制度竞争,引入中国的地区竞争。
    为什么地方自治和法治不确立,就不可能实现理性的民主政治,主要就是因为,在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不清楚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将不堪重负。人们会被迫把本来应该 通过自治和法治来解决的许多问题,交给投票来解决,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暴民政治的危险,少数派的权利和许多私权将无法得到保护,最后,人们只好回过头去找强 人,交出自己的民主权利。
    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既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法治和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先走那一步,三大机制之间的进步如何协调?无须讳言,中国的精英阶 层对这些问题十分缺乏共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还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来探讨这些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故去的王元化先 生对“高调民主”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高调民主”会不会再次断送中国的地方自治和法治,从而再次断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恐怕就是他生前的隐忧。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未来能不能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无畏的牺牲,这是中国精英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路径是精英选择 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为什么没有能够为中国选择一条代价较小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我赞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看法,那就是 中国精英缺少宽容的政治文明。正是由于缺少政治宽容,中国精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屡占上风,豪言壮语一次次压制了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声音, 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本极其高昂。笔者真诚地希望,历史的错误不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因此,中国精英学会认真倾听不同 声音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步入康庄大道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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