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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价格改革历史述评(1)

08-12-23 20:59    作者:罗小朋    相关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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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朋:价格改革历史述评(1)




 罗小朋  

    前言
   
    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多年来我不断试图借助新的理论知识来深化对这个改革过程的认识,以期提炼出一些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本文是一个新的尝试。
    本文通过对中国价格改革,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形成过程的分析,来支持这样的思想:
    改革的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取决于价值理性,知识存量和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bermas, ?)这三个要素的组合。三个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组合,决定了社会精英对环境的集体应变能力,或者是诺斯所说的集体的适应效率(adoptive efficiency,North, 2005)。
    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突破,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全面危机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回归理性,得益于毛去世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具有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尽管当时中国的理论知识极度匮乏,但政治领袖的价值取向和精英阶层的沟通达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从而克服了强势阶层对变革的顾虑,激发了地方领导人、弱势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改革和创新的热情,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之形成和实现,仅仅是改革初期中国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许多重要改革成就之一。
    但是,没有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中国精英阶层缺少自觉性的交往理性是脆弱的。随着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带来利益分化,精英阶层的互信遭到破坏,从而使后来改革的路径选择受到决策者个人认知能力和强势集团利益越来越大的制约。
    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受到外生力量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要降低变革的风险和成本,避免灾难性的路径选择,已经空前地依赖提高全社会的交往理性来提升集体认知的能力。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的大环境,其核心是讨论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反思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形成和实现的过程,核心是讨论集体认知能力对改革路径选择的影响。第三部分则通过反思价格双轨制的路径选择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来进一步讨论改革路径选择与集体认知,尤其是交往理性之间的关系。
   
    一、危机与改革:文革灾难为什么成为中国改革的契机
   
    改革与似然风险
    没有文革灾难,就不会有中国改革,这是许多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的共识。但是,文革灾难为什么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的契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由危机和灾难促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危机和灾难都导致成功的改革。那么,危机与改革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改革是由社会上层主导的变革,因而不同于下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由当权阶层主导的社会变革的困难在于,在现存秩序中处于强势的上层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因而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因此,危机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促成关于改革的共识。但是,危机即使促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也未必能够促成如何改革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危急诱发下的改革,许多都没有成功。
    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发动改革不久就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尤以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功震惊于世。包产到户的改革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意外,包藏着值得深究的道理。改革之初,包产到户被普遍认为过于激进和危险,因而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但是,正是这项改革竟然在几年之内成为主导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项改革并没有像许多人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而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甚至给一些当初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和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好处?最令人深思的是,既然事实证明,这个改革举措是一个非常好的帕累托优化,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才没有让这些当初的反对者阻止这一变革,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不同的路径?
    基于这个历史的经历,我提炼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改革的似然风险。社会危机虽然让当权阶层认识到需要改革,但所有当权者都懂得,改革是有风险的,不仅有个人的政治风险,还有社会失序的公共风险。包产到户的改革经验说明,改革不仅有风险大小的判断问题,还有一个风险真伪的识别问题。当权阶层对改革风险的误判,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会发生重大影响。似然风险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改革的似然风险,是指当权阶层对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举措发生风险误判而感知到的似然而非实然的改革风险。受到认知的限制,一些事后证明带来巨大帕累托改进,尤其是提升弱势阶层的权利,推动整个社会福利改善的改革,事前在当权阶层的一些人看来,其个人和公共风险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来阻止这项改革的实现。一旦这样做了,不论这种改革举措是否最终得到实现,都失去了原来潜在的帕累托优化性质。对于反对派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已经为阻止这一改革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此时再改变立场可能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历史上,正是由于当权阶层的认知局限和政治过程的不可逆性,让许多社会失去重大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有许多令人扼腕的例子。
    文革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那么,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和危机以后,为什么能够抓住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机遇,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笔者的解释是,文革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毛泽东把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民众推入一场史无前例的,非理性的公共政治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身不由主地成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这种疯狂的公共政治游戏所带来的共同体验,给了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体反思机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
    正如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的,构成集体理性的第一要素是价值理性,也就是诺斯所说的信念系统(North, 2005)。文革对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这个共同经历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迫害的正当性。1978年,历史性的中共第十一届三种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回归价值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四人帮被赶下政治舞台,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格局:一方面,由文革激发的浪漫的公共政治热情在民众中,尤其是在青年中余温尚存,另一方面,这种并没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支撑的自发的公共政治因文革的教训而提高了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民意与高层政治发生了良性互动,不仅支持了在文革中遭到羞辱的中共元老回到权力中心,而且激发了这些曾经的革命者改革的雄心和信心,一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一定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
    这种罕见的自发的公共理性,不仅表现为对公共政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热情,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当权阶层的内部,民间精英内部,还有当权阶层和民间精英之间出现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关注公共政治的许多青年人不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交往自由,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换政治见解。
    从事后看很清楚,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自发“公共理性”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少理论的自觉,因而是极其脆弱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政治热情随时可能与现存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发生冲突,导致悲剧结果。
    文革把老一代革命者的政治威望和经验变成了改革的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一批优秀分子的政治生命因文革的磨难而得到升华。这些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返权力,使得他们身上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治威望和经验,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阻力,反而成为中国改革的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
    邓小平以他巨大的政治威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对中国改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指导改革的方针和策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集体认知能力。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邓小平明确地把改革定义为集体认知过程。他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说法表达了领导层开放、求实、求是的认知态度,从而鼓励了多样化的改革探索。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理念的支持,小岗村擅自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才会发生,才能得到万里这样具有改革志向的地方领导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最后发展成一场‘去人民公社化’的和平革命。
    2. 邓小平提出“不要争论”,有效地阻止了把改革中的认知分歧政治化,从而抑制了不利于集体认知的不良政治倾向。
    3.邓小平从鼓励地方分头探索,发展到鼓励地方竞争,使地方治理的竞争不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也成为促进中国集体认知的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理性交往化解疑似风险
    文革后中国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不仅表现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出现了更理性的沟通伦理,比如说,在会议上不讲假话成为一种时尚,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交往理性的提高,促成了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政治创新。正是这些具有重大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提高了中国政策过程的理性程度,化解了改革的疑似风险。
    在这些具有集体行动意义的公共政治创新中,具有自治倾向的政策智囊团的出现,尤其是这种自治的智囊团的正当性得到政策过程的认可,对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有幸亲身参与了这个创新过程。
    文革后知青回城,尤其是邓小平断然恢复高考,让大批青年精英分子回到了政治中心。回城的青年精英中既有这样一群高干子弟,他们虽经人生沉浮,但仍不失政治抱负,也有一批平民子弟,他们虽在文革中亲历中国公共政治的凶险,却仍锲而不舍。有意思的是,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让这两群人的人生轨迹发生过交错,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又让他们有机会再度重逢。历史性的风云际会,激发了一批人的浪漫情怀,使他们萌生出一个想法,创建自治的智囊团,为改革决策服务。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放和浪漫的政治氛围,给了这个近乎异想天开的小概率事件成功的机会。1980年秋,中国第一个得到官方资助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成立。这个政治创新起初并不被许多人看好,直到1981年,该组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一年的安徽滁县地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田野调查。调查报告对包产到户的改革后果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最客观,最全面,最有说服力的辩护,因而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从此,“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不仅赢得了高层的信任,而且为其他自治的智囊组织参与政策过程赢得了正当性,实现了新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决策层信任的,自治的智囊组织为什么有助于化解改革的疑似风险?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最重要的并不是智囊团能够拿出一些聪明的点子,而是它能降低改革政策过程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风险,提高政策过程的沟通理性和沟通效率,从而提高改革的搜索效率和决策效率。社会变革永远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着真实的巨大风险。因此,处于快速变革中的社会在前行中的搜索和决策效率,往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缺乏地方自治传统的社会,一旦实现大一统,基层和地方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央垄断了集体行动正当性的全部资源。集体行动机制和正当性资源的这种分布和结构,对于社会整体的认知是非常不利的。早在革命年代,军事割据促使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利用不同地方的政策经验来修正中央的政策,同时又保持政治和政策的统一。夺取政权后,这种经验继续支持中央领导人利用地方领导人的探索来帮助中央决策者搜索新的路径。但是,在新的政治现实下,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道德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地方领导发现,对中央领导人投其所好可能得到巨大的个人回报。这种道德风险,是导致中国1959-1960大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不存在导致大饥荒那样的沟通风险,但是,在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沟通风险。在非自治的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利用地方分权的策略探索改革路径存在一个悖论: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对改革能走多远的判断首先要取决于地方改革领导人在当地的判断,而地方领导人对本地改革能走多远又要取决于中央改革领导人对全局的政治判断。麻烦在于,仅仅靠正式的政治过程,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并不能实现充分的沟通。其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是重要的原因。
    受到高层信任,同时又有一定自治和独立色彩的智囊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央的改革领导人与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双方的沟通风险。这就有助于一方面扩大改革的搜索范围,同时又不至于带来过大的政治和政策风险。
    包产到户以及温州模式的确立都得益于智囊团的贡献,而智囊团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设计了这些改革,而是通过帮助地方与中央沟通使中央决策者相信,对于这些地方首创的改革,许多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反对派所感觉到的一些重大风险其实是疑似风险。
   
    二、集体认知与路径选择: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是如何形成和实现的
   
    价格双轨制之谜
    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具特色的一项重大改革。虽然这一改革在今天看似不难理解,但是,任何一项事后看来很自然的重大改革,其过程都隐藏着一些深奥的道理。对于价格双轨制这项改革来说,它与包产到户和温州的私人企业改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这项改革不是在自发民意的直接压力下在个别地方首先获得突破,而是由少数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因而是具有一定先验性的一项改革,这不仅意味着价格双轨制可能比包产到户这样民众自发改革有更长远的社会后果,也意味着有更大的历史偶然性。假如不是双轨制,而是另外一种价格改革的构想被实现了,历史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可能是价格双轨制永远的谜。
    价格双轨制究竟是谁先想出来的?从学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比这个问题远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价格双轨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政策思维,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主流的改革策略?
    ·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总体理论知识极端匮乏,世界银行又主动向中国推荐东欧改革的专家,为什么中国没有简单地听从理论和经验知识都远比中国丰富的外国专家意见?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在当时羽翼未丰,而且刚刚才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什么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初生牛犊而不是老一代经济学者对中国价格改革的策略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双轨制为什么在中国能行得通?这个价格改革策略有没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在什么意义上价格双轨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经济实体,在什么意义上价格双轨制仅仅是与中国文化和体制兼容的一种选择?
    ·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双轨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能提供任何重要的启示吗?
    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回答以上问题,而仅仅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重述这一段历史,而是与读者分享从这一段历史经历中感悟到的道理。为此,作者将把一些相关人物的姓名隐去,一方面是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无力把握全部与双轨制相关的重要史实和人物。双轨制是中国最有争议的改革之一。任何分享双轨制“荣耀”的人,也应承担双轨制负面后果的历史之责。确有一些个人在双轨制的形成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没有这些人出场,历史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参加改革的经历告诉我,“发明”双轨制本身对历史的贡献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重要。中国改革的成就,绝不是因为有一些聪明的发明家,而是确有一大批不计个人利害的英雄,其中包括许多无名英雄和悲剧英雄。
    参与双轨制政策过程的经历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包括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使我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带个人的偏见。我将尽我所能不损害文章的客观性。事后看来,我认为使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政治环境和政策过程,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积极影响,要远远超过双轨制改革本身。前一节分析了政治大环境这个因素,这一节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个具有什么样特征的公共政策过程,使得双轨制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改革思路得以产生和实现?
    跨越社会地位的鸿沟分享知识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经历,令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当时改革领导人与我们这些无名之辈的真诚交流。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不易理解,更难以想象这种跨越巨大的社会地位鸿沟的真诚交流如何能够发生。毫无疑问,社会地位的鸿沟是每一个社会集体认知的最大障碍之一。一个社会克服这个鸿沟的能力越强,集体认知能力也就会越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巨型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如何跨越这个鸿沟来调动社会的集体智慧。中国的现代化一度走上代价高昂的激进路径,很可能与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交往困难有关。至少费孝通就批评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对底层的冷漠,而Weber则曾指出,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文化优势,就是有利精英对普通人苦难的关怀。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文革拉近了中国人的社会距离。大规模的“下放”和“再教育”,再加上所有人都被搞得差不多一样穷,使得文革后中国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鸿沟比较小,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个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领导人在沟通行为上明显表现出来的“公共精神”。我赞同一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当时在一些革命老人的身上,虽然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产生了困惑,但那种“天下为公”的情怀还在。这些人在被“打倒”后重返政治舞台,把这种情怀注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
    文革后的中国,从上到下,充满着一种极其强烈的求知欲。如果说青年人的求知欲比较容易被理解,那么,当时已届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求知热情之强烈,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为天下苍生而求知若渴的精神,帮助‘农发组’获得了一个特权,‘农发组’被特许从大学生中不拘一格地挑选人才。这个决定对后来的改革政策过程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S君是‘农发组’发现的人才之一,他出身农村,对农村的重大经济问题作过多年的思考,进入北京大学以后,虽然所修专业与经济无关,但对经济理论却十分着迷,成为最早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对农村经济进行分析并达到一定深度的青年人。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能够熟练掌握西方价格理论的人本来就少,能够掌握这种理论同时又对中国农村经济具有深入知识的人就更少了。幸运的是,‘农发组’有机会读到S君的经济学习作,并认识到他是难得的人才,遂利用特权,把S君吸纳进来,迅速地提高了这个年轻的智囊团对农业政策的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
    S君对中国改革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农发组’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直接得到了他的启发,改革领导人,尤其是杜润生老人从他那里直接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知识。就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而言,他的贡献是:
    1.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理论框架,揭示了计划价格体制通过扭曲价格体系来支持工业化的实质。尤其是揭示了统购统销体制的低价收购政策是对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本质。
    2.最早用农村市场价格与政府价格的差价来解释农民的生产行为,解释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波动。
    3. 最早提出改革统购统销的改革方向是用征收货币税替代强制低价收购,提出政府应该用市价来收购粮食等农产品。这是国内最早把价格机制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区分开来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是中国改革认知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S提出他的改革思路之前,计划价格的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禁锢了政策选择的思维。
    S君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令人耳目一新,但得不到当时理论和政策界主流的认可,连正式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农发组’把S君的思想和建议提交给最高的政策制定者。杜润生、万里都先后听取过S君的建议。他们马上就意识到,S君关于“统购改税”的改革建议,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政策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改革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可能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对于青年人这种大胆的探索,依然给予支持和鼓励,从来没有泼过冷水。
    大胆试验,让理论设想与现实直接对话
    从 1982年到1983年底,S君“统购改税”的改革思路虽然赢得了‘农发组’内部的高度认同,但还不能完全说服农业经济政策和理论界的主流。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农发组’向当时主管农村政策研究的杜润生提出,希望到地方进行试验,来检验这个改革思路的可行性。当时,包产到户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性。1984年春,杜润生正式批准了这一请求。
    试验的请求顺利得到批准和实施,还得益于当时改革高潮中的政治形势,得益于中央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高度的互信和相互支持。杜润生给时任河北省第一书记的高杨打了一个电话,高就立即表示,欢迎我们这些年轻人到河北搞改革试验。河北省负责农业的省领导杨泽江,很快就通知所有与粮食生产、购销相关的政府部门,全力配合我们的试点工作。‘农发组’负责试点的几个年轻人,职务和身份都很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听取各有关部门的汇报,调用各种相关资料,并要求他们配合我们的试点工作。
    包产到户的改革过程,使支持改革的干部在地方占了政治上风,对我们的试点提供了极其良好的环境。回顾当年,在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心有灵犀的“超导状态”。
    S君是这次改革试点的主要设计者,我则是试点小组的负责人。试点选择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和邢台地区的宁晋两县进行。藁城的方案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改革方案:农民把粮食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收购价格的差价作为一种资源税交给政府,就获得了自由种植的权利,县政府通过市场收购来完成原来的粮食统购指标。我们把这个设计简称为“差价税”方案。宁晋的方案非常大胆,不仅要实现粮食和油料价格的自由化,而且要实现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也就是化肥和柴油价格的市场化。换句话说,宁晋的实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自由价格的改革试验。
    改革试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试验小组对各种主要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应该缴纳的差价税进行了测算,对政府的粮食购销部门,生产资料流通部门以及生产化肥的企业,在实行市场定价之后的收入补偿机制进行了设计。
    这个试验面临的最大难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保证实行市场价格后,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基本不变。比如,粮食部门不会因为农民交纳的差价税太少,市场粮价太高而无法完成政府的收购指标,或为了完成收购指标而赔钱,当然农民也不能为了获得自由种植的权利就交了过头税;供销合作社不会因为以市场价格销售化肥和柴油就剥夺了国家对农民的财政补贴,等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所谓的“局部自由化陷阱”。[1]为此,试验小组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发行一种限本县使用的“流通券”,相当于一种地方货币,以减少价格在局部地区自由化带来的地区间收入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试验小组还和财政局,粮食局,供销社,化肥厂进行了各种费用测算和利益谈判,否则,就不可能决定差价税的总额,税收的分配方案和流通券的发行量。
    到了1984年夏季,中国的粮食市场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粮食的市场价格第一次全面低于政府的平均收购价格。这个形势的变化推翻了改革试验的基本假设,那就是政府的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因此,试验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但是,这个试验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它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自由价格必然会带来对现有的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而这种后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开拓公共空间,扩大社会精英参与改革的机会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宁晋试点获得的经验对于价格改革的重大意义,因此,如果没有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河北“统购改税”试验所得到的宝贵知识,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个人的经验知识,而不会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发生影响。
    1984年秋天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是中国改革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如同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它的重要性逐渐被后人所认识,对事件的争议也增加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后人有了不同于当事人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是因为岁月磨去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一些细节后人认为很重要,而当事人当时并不这样看。
    关于谁最先提出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莫干山会议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但是,多年来我并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对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施,作了最大贡献。我的理由是:
    1. 莫干山会议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老一代改革者的支持下,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而我并不是这次集体行动的策划者和主要的组织者。这次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青年经济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与老一代经济学者竞争,为改革出谋划策。而我对这个策划和组织过程没有多少贡献。这个过程有不少无名英雄,有的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策划者之一,Z君,提出以论文质量选拔人才,以对策交流组织讨论的会议方针,很幸运地得到采纳。如果没有这个创新,而是像以前那样,各自宣讲自己的文章,莫干山会议早已被人遗忘。
    2.我刚参加会议,就得到内部消息,中央领导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已经决定加快城市经济改革,但计划价格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中央决策者急切需要一个可行的价格改革方案,如果莫干山会议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将是巨大的成功,并将提高青年一代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消息来自决策核心部门工作的青年学者,没有他们的搭桥,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与高层决策的互动,也不可能有与会者群策群力的精神。
    3.大家当时就知道,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会议一开始,对价格改革策略的争论就成为热点,除了正式议程,会议还专门开辟了晚间的挂牌讨论。擂台一开,主张自由价格的一派便先声夺人,而代表当时主流思想的计划价格派,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以调整计划价格为主的改革方针。两派旗鼓相当,争执不下。会前我并没有形成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是,当我看到“放派”和“调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河北改革的经验得到灵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组会上首先提出了“两派都行不通,只有搞双轨制”的意见。换句话说,没有当时自由争论的氛围,我未必能够产生“双轨制”的想法。况且,没有S君提出“统购改税”的创意,没有河北的改革试验,我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创意。
    4.虽然“双轨制”的想法是我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在辩论中我并不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是H君,他辩才过人,使这一创意迅速赢得会议多数人的支持。
    5.更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会说服了高层决策者。一个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说服决策者,对于决策过程非常重要。我曾经有多次机会接触高层决策者,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建议都未能说服决策者。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办法早就被人发现了,但只有那些赢得决策者信心和决心的意见,才真正创造了历史。因此,那些能够直接说服决策者接受创意的人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大于发明这些创意的人。
    6.当然,最大的贡献是双轨制的决策者。是他们承担了巨大的个人政治风险,给青年人参与的机会,同时又承担了改革的政策风险。价格双轨制并非没有风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赵紫阳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在讨论是否实行双轨制的时候,表达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接受青年人的建议。张劲夫,杜润生这些老一代改革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没有这些开明的改革领导者,再高明的创意也是白搭。
    总之,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现,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改革过程的一个成就。这个过程高度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智慧。夸大少数人的创意,而看不见集体认知能力对政策过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莫干山会议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不断扩大的,具有公共理性的公共空间对于提高社会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极为重要。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扩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之前,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教育,扩大新闻和出版自由,吸纳自治的智囊团参与政策过程,都为莫干山会议作了铺垫和准备。莫干山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从这一过程中成长和筛选出来的社会精英分子。八十年代初公共空间的扩展为这些青年精英的成长和选拔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参与机会,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赋予了这些精英分子宝贵的公共精神。没有这种公共精神,就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具有公共理性的讨论过程。否则,即使有人提出双轨制,这种思想能否成为一种改革共识,也有很大的疑问。
    1985年3月,仅仅在莫干山会议几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下文废除对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双轨制正式成为中国的政策。这一独特的价格自由化策略,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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