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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

08-12-23 21:50    作者:罗小朋    相关股票:
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

——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

 

华  生  何家成  张学军  罗小朋  边勇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为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城市改革沿着放权搞活的思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正在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系统运行的基本要素。但问题也很突出,简政放权虽然还远未完成,许多初步松绑的地方和企业却已经活中有乱,而且不合理行为还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中国经济改革向何处去,已是举世瞩目的焦点。

一、我们面临什么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困难

1.近年来总需求膨胀所卷起的社会复杂反响,充分揭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次行动或一组互相配合的行动,而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便是某些东欧国家实行的所谓“一揽子”转轨的经济改革,也无一例外地演变为旷日持久、不断自我矫正和深化的社会运动。[1]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晚,但运行模式转换的实际推进较为迅速,在若干重要方面已经具有超前势头。因此,它既要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道路,又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超过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次革命。

3.经济有效需求总量的大幅度起伏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堪负担的压力,在我们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就更有特殊的危险性。这次总需求膨胀洪峰虽过,但它仍然压迫着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使之趋向短期化、低层化,就是明证。困难在于如何把宏观经济动荡这种短期不平衡的干扰与经济改革过程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区分开来。

4.从根本上说,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不能得到卓有成效发展的产物,因此离开改革谈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但是,经济发展又是具有强烈继承性的动态连续过程,不能等待改革以后再发展。无疑,长期发展的压力使得改革思路的选择更为严峻了。

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问题

5.运行模式转换的特殊形式。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转换走上了渐进式道路,并采取了双轨制的形式。对此,国内外都有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或东欧国家模式转换的一般经验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出现了双轨制的潮流?它又会有怎样独特的发展前景?不清楚这些问题,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成双轨制,都必然显得苍白无力。

6.市场组织、市场区域和市场结构。放权搞活以来,市场并未相应形成,还出现了渠道不通、区域封锁、规模不经济等问题,反映了我们自认为已经清楚的运行模式转换目标本身的内涵实际上还较模糊。有计划的市场揭示的仅仅是现代商品经济一个方面的特征,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干预,还没有触及市场本身的范围和结构: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还是若干区域性的市场?如果是前者,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如果是后者,又会对运行模式的转换增加哪些规定性?当今中国产业的规模结构已是大企业占主导地位,因而在我们转入有计划的市场运行以后,恐怕并不容易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显然,如果我们不明确自已要转换为何种范围和何种结构的市场,这种运行模式的转换在实践中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摩擦和盲目性。

7.微观基础的再造。一定经济体制的运行是以相应所有制关系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在运行模式转换的同时,如果忽略微观基础的再构造,那末,市场功能和调节模式设计得再巧妙,运转起来也必定出故障,或者根本无法运行。这是农村改革初战大胜的主要经验,也是城市改革难以推进的基本原因。

8.收入分配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最初变动中的摩擦和困难并不证明“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中国古老哲学的胜利。问题的本质在于:这种收入变动是有规则的论功行赏,还是明显的机会不平等?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分配的处理艺术往往关系着改革的命运。因此,重新审议我们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改革思路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对于在一个条件极其错综复杂的大国推进改革,争取人民的普遍理解和支持,实为当务之急。

推进改革的基本线索

9.面对着这样一幅似乎剪不断、理还乱的巨网,一个常见的也许有点简单化的解释是说改革没有配套,那么某些改革为什么没有配套?有哪些改革需要配套和如何配套?又有哪些改革需要有意识地分离(经济改革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与和它联系着的文化、教育、社会乃至政治改革依条件和轻、重、缓、急的一种分离),从而减少风险、难度和阻力?经济分析的任务不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混沌的系统,而应该是把一个错综复杂、经过加工的逻辑系统加以正确地分解,指出解开它的基本线索,使之成为时间上和空间上有序的历史过程。

10.要解开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整个系统的线索,我们必须返回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细胞——企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渊源于使国营工厂、商店真正成为企业这样一种伟大的试验。宏观经济调节中的全部摩擦也正在于我们把还不成其为企业的经济单位作为企业来调节。要使国营企业真正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经济改革必须完成两项最基本的工程:(1)以适合自己国情的形式完成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2)同时实现所有制基础的重新构造。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第一个问题。

二、双轨制: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特殊形式

11.经济运行模式变革的实质是引入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人们经常用短缺来概括高度集中型计划经济的特征。其实,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固定价格制度的结果。传统经济模式的计划、物资和固定价格机制是三位一体的共生物,指令性的计划体制正是依靠计划价格本身强烈的分配性质,从而牢牢控制住物资的调拨和流转,才能实现其行政协调的运行。企业也因由其计划、物资渠道的差异即享受平价物资的多寡和产品销售的担保程度而分为三、六、九等。这就预先决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必定是多拿少补的大锅饭。由此可见,中央提出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显示了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伊始的彻底性。

多种价格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2.双轨制价格是模式转换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典型表现。认识双轨制改革思路不能离开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初我国虽然移植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模式,但由于是一个发展水平很低的大国,因此即使在高度集中的鼎盛时期,我国中央统一计划产品的覆盖率也远远低于苏联东欧各国。1951年南斯拉夫改革前属于中央计划的产品达16,000多种,要在165个部、几百个局、8,000个企业中进行分配。在苏联,由国家计委管的产品达2,000多种,中央各部分配的物资达3万多种。[2]而我国1979年由国家计委和物资总局调拨的物资仅有256种。同时我国的计划制度是呈多层细胞型的,1979年地方政府分配46%的煤,42%的钢,36%的有色金属,18%的木材,71%的水泥。[3]同一产品的中央调拨价与地方分配价从来各不相同。此外,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实行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间虽几经曲折,但没有或没有完全纳人国家分配计划的地方国营企业,特别是城镇和乡村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股在传统体制薄弱环节部生长起来的经济力量,集中体现了计划经济中潜在的市场因素,完全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独特现象。它使得我国计划分配的缺口不可能象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靠上下左右的讨价还价、搜寻等待、强制替代和生产能力的间歇闲置就可以填平。因此,从七十年代初起,国家计划外(直至省一级政府牵头)的经济协作,以物易物,补偿贸易,已经普遍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后,地方和城乡集体企业的产出份额进一步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计划外物资流通也逐步从笨拙的物物交换转为计算差价和市价交易。据统计,到1984年末计划外物资流通总量已达计划调拨价产品的50%,由于流通渠道、关系路子不同,一物多价极为普遍。计划外多种价格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自己不搞也不准别人搞的一统天下,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经济的振兴、企业行为的改善、生产潜力的释放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确实产生了投机倒卖、以小挤大、规模不经济等有待解决的消极影响。

13.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城镇集体和乡镇企业?除上述过程外,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中国一建立,就面临着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要以非常脆弱的国力(人均国民收入103元,人均财政收入仅30元)来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国家除了对最贫困人们给予必要的物质援助外,不仅一开始就需要给农村人口以“自负盈亏”的充分自由,而且在城市人口中事实上也不可能保证每一个人具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保障,这就自然产生了中央企业与地方国营,全民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层层分解。建国以来国家曾几次试图较大幅度增加城市户口和全民职工,但都因有限财力的掣肘而被迫停止或退回去了。只是依靠亿万劳动者为生存和致富的顽强努力,城乡集体企业才得以屡经磨难而不灭,并在改革的春风中汇聚成不可遏制的浩荡潮流。

双轨制的因势利导

1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一改革思路充分肯定了多重价格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同时针对多重价格的主要弊病[4]因势利导地提出了双轨制价格的设计,即:(1)宣布市价合法,发挥大企业的竞争潜力;(2)国家参与并组织疏通市场,调出短线物资,压迫市价下浮,促进多价归一;(3)上调牌价,使牌市价靠近,打击投机因素;(4)严格平进平出、高进高出,为企业创造大体平等竞争的市场和价格条件。国务院关于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决策,既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又可以大大缓解产业内部规模结构的不合理,从而把一个自发的过程转变成了经济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价格双轨制促使原先的计划外协作和物资串换进一步货币化,并把市场机制正式引入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活动的领域,这标志着运行模式转换迈出了具有方向性意义的一步。

15.不幸的是,当价格改革还在酝酿之中,我们就遭遇了总需求膨胀的袭击,致使市价急剧上浮,牌价很难上调,两者差距扩大,刺激了投机倒卖的升级。双轨制改革主要步骤实际未能出台。尽管如此,仅初步采取的少数措施,例如允许国营企业按市价自销、国家组织汽车市场等,也已经显示了双轨制改革方向的巨大威力。通过市场出售、集资投资等形式,预算外资金开始自动向短线流动,显著缓解了牌价体系扭曲造成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恶化趋势。特别是许多生产原材料、燃料的大中型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内部生产能力配套和技术更新改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现在却迅速筹集了大量资金,形成了生产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国家直接干预组织的汽车市场,在总需求膨胀尤烈的时候就迅速稳住了投机严重、价格暴涨的汽车行情。后来又是汽车市场价格最先下降,率先发出了总需求膨胀已成强弩之末的信号,为准确及时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因此,如果把原有多种价格形式下容易产生的市场动荡、以小挤大等问题硬扣在双轨制改革上,显然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缺乏了解。

16.当然,这决不是说,双轨制就是一座天衣无缝的桥梁。一些同志提出双轨制过渡具有大量的摩擦和尖锐的冲突,建议中国也走某些东欧国家混合型价格过渡的道路,即一种产品只准有一个价格,供求大致平衡的产品价格放开,内外差价悬殊的全部收回由国家统一固定价,形成板块结构的价格体系,然后向单一市场价过渡。但是,困难在于:(1)价格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整体,当一部分产品是真正的自由价格时,另一部分产品价格如何能保持固定,同时又使这两者之间没有剧烈的摩擦和冲突?(2)当前最重要的短线物资如三大材等,计划外的部分已超过50%,国家如何收回?即使收回,又如何组织和保证满足每一个企业直至600万个乡镇企业的需求?那些得不到计划分配物资的企业无处采购也不准采购,是否只能束手待毙?看来,这种想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隔较远。

双轨制的完善

17.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关键在于整顿和建立畅通的生产资料市场。如果生产资料市场不能做到有价有货,有求必应,企业为生产所迫,除了争计划,即使守法户也只能挖门子找关系,从而必然为投机倒卖、中饱私囊者敞开大门,各种不合理的囤积、层层设库、人为助长物资紧张的现象也不可能根本扭转。在我国不能幻想通过自由竞争形成大规模的物流中心。国家一定要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具体的组织部署加速主要市场的形成和构造。

18.国家积蓄力量,上调短线产品计划牌价,是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一个基本方面。牌、市价悬殊的双轨制,无论对多轨价作了多大改进,毕竟是一种过渡,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多种价格特别是计划价格严重扭曲的全部弊端。表现在:(1)计划固定价严重偏低对生产和消耗两方面的逆调节继续存在。(2)市场价以边际调价的作用可以逐步校正产业结构,但由于短线产品计划内低价的存在,市场价会显著高于其均衡价格,企业可以获得额外利润。又由于边际需求达到市场饱和后衰减的速度较快,没有适当的税收办法来限制非规模经济的项目上马,很容易形成一批短命企业和资金损失。(3)两个市场的不同价格信号必然引起种种摩擦和损耗,特别是当平价计划可以讨价还价时,会引起地方和企业行为的混乱。由于双轨价实际上是一种价格歧视,是对市场的分割,因此双轨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在计划内外两个市场之间造成屏障,使投机者无空可钻,无机可乘。我们建议结合上调牌价对现有计划供应指标进行清理,以严格按照平进平出为原则的强制性供货合同取代企业短期投入产出决策中的指令性计划,合同以外部分无论中央、地方和企业间的来往一律按照市价交易。这样在合同内企业平进和平出部分是严格配套的,在合同外企业按市价公平交易,因而不仅有可能堵塞两个市场之间的漏洞,而且由于不同企业之间计划物资方面的外部环境就已经提前理顺,所以以后国家上调牌价只需相应变动供货合同,不需再改变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财务关系。

19.双轨制的普遍意义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我国农产品合同定购和议购议销是双轨制的另一种形式。国家大宗农产品的合同定购可以保证国家充裕的农产品储备,稳定农民的收益,指导农产品的产出水平和种植方向。波动的市场交易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并灵敏反映农产品成本的变动趋势,成为合同定购中价格调整的一面镜子。将来粮食的主要买主转为企业化的粮油公司之后,这种双轨形式的生命力仍会继续存在。在我国金融和外汇活动的运行中,为保证国家或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对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带有垄断性的控制或操作(这对于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绝对必要),同时又充分吸收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的灵活性和孳生不息的驱动力,金融改革和外汇市场的双轨制肯定也是大势所趋。

20.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同时依赖于企业挣脱行政隶属和等级差别的羁绊。这就需要一种形式或道路,使得在整个庞大的运行体制转换结束之前就能冲决企业的不平等“种姓制度”。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

三、市场组织、市场结构和市场区域

市场组织——价格放开≠市场形成

21.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就是放活价格,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其中产生了问题,那就一定是改革本身没有搞好。这里其实包含了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价格放开与市场形成和完善等同起来了。在历史上,小商品生产从来都是自由定价的,但专业性流通组织的独立和分离,大规模商品集散地的形成,却往往要经过几十年乃至数百、上千年的发展。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发育程度极低的发展中国家,从统制价格向市场定价过渡,无论采用哪一种过渡方式(双轨或单轨),由于市场残缺、信息不灵、渠道不通、交通梗阻等因素制约,不平等机会和投机倒卖都是在所难免的。在我们放开的市场上,多价没有归一,而且成为投机的主要对象,就是明证。因此,价格改革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调节,毋宁说是组织,即用国家干预来帮助建立市场。

22.在当代商品经济中,市场组织首先是建立专业性的流通组织和具有广泛与稳定渠道的批发贸易市场。我国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流通组织系统,但计划调拨服务的封闭性和区域平衡的分割性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功能。因此,改造旧的流通组织特别是商业、物资批发组织、合作性供销组织,是建立市场组织的起点。否则,不是旧组织的封闭性和垄断性窒息新组织的发育生机,就是非经济的投机势力恶性蔓延引起市场的失调和紊乱。建立自由的批发贸易市场对我们来说则是一项完全崭新的事业,因为它不仅需要大量开放性流通组织的存在,而且有赖于贸易中心和市场供销渠道的广泛沟通。严格地讲,没有批发贸易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的普遍建立并正常运转,就根本谈不上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缺乏期货的产品市场只是过分浅近的残缺市场,它发出的价格信号十分短促,因而对供需的调节过于频繁,会形成市场震荡和成本高昂。其实,传统体制下的统购调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期货市场稳定生产结构的作用,因此,如果不能建立期货市场,就难于进行统购调拨制度的改革。

23.计划外物资串换和协作曾经是市场机制发育的土壤,但是在价格改革向前推进中,广泛的物资串换活动却阻碍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人们坚持维护非货币的协作关系,往往是因为存在着地方、企业、职工乃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但是,缺乏一个充分货币化的市场从而无法满足生产的正常或临时性的需要,无疑是企业的重要顾虑。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的各级政府继续花大气力组织物资协作而不是转为组织货币化的贸易市场,那就只会对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起相反的作用。

市场结构——双轨制的发展前景

24.组织市场的目的是建立或加强企业的市场联系。在商品经济中,风险与盈利几乎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与不同经济规模的企业打交道,其风险显然不同,联系也各有区别。但这种联系终究是受市场结构的约束。市场结构依企业的规模、占有的市场份额从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划分。而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企业行为、价格的形成机制和运动规律又各不相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目前阶段上,各国的商品市场多为垄断竞争的结构。我国由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区域的小而全体系的内部平衡需要,阻碍专业化协作的产品税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的层层分解造成的资产沉淀以及资金流动不畅等原因,企业的集中程度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5]

25.尽管如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有计划的市场也已经远离了自由竞争的原始模型[6],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还会越来越趋向一种类似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产生于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组织基础上的规模经济趋势,是我们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中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就不能是一个朦胧希望中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原子式市场,而应当有意识地扶植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推动规模经济的发展。一般地说,大企业具有较长的预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往往自然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小企业则通常依附性强,在市场中多半采取“ 盯住”策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同传统体制下那样给大企业以“吃小灶”的无限厚爱和消极保护,而是鼓励高效企业击败或兼并低效企业以迅速发展和扩张,通过不同企业的兴衰实现资源不断向高效企业的集中,在经济的动态增长中形成最优规模组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体制转轨,在高效率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增进强大的资源动员和产业导向能力。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太重要了。

26.这样看来,在将来有计划的市场上,现在意义上的双轨制消亡了,但恐怕既不是复归于国家定价,也不是走向完全的自由竞争价。我国城镇副食品价格改革之后,国有商业和某些大型城乡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其在经济实力、信息水平及对中长期利益的追求方面与小企业不同,因而它的定价机制和市场的小生产者很不相同,但因现在的价格水平与市场供求状况比较接近,又可依市场的长期趋势为参照系进行校正,显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物资市场上,一些大企业想用联合制订行业价格的办法来左右市场的动向已经出现。在现代垄断竞争的市场中,由于垄断企业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较为平稳,垄断大企业联系面宽,举足轻重,变动价格的外部成本较高,以及垄断组织提价会减少自己的市场份额,降价则会因竞争对手的仿效又不能增加市场份额,所以现代垄断企业的商品价格呈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和粘着性,与剧烈波动的中小企业的竞争价形成鲜明对照。可见,以为市场价格只能有一种价格形态,是对商品经济理想化的猜度。只不过市场价格的多种形态的合理性是由生产组织结构和市场结构等本身带来的。它和我们今天双轨价格的本质差别在于,它已没有国家定价,而完全是企业定价。因此,可以推断,当国营商业、物资单位从国家的行政隶属转变为若干相互竞争的大型企业时,它们和生产领域中的大企业及企业集团一样,都会继续是左右市场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牢牢控制主要物资的计划分配和定价权,无非也主要是为了在资源极其紧缺的条件下,确保国家工业化的骨干力量和企业的优先或垄断地位,以加速经济发展。这样,双轨中的国家定价一轨就很可能向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协议价与行业带头价的方向演化。国家的指导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与大企业、大企业集团的协调来实现。由此推知,双轨制的消亡不仅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赖于能够完全取代国家调拨系统的市场联系(包括大企业、企业集团之间的稳定通道和期货市场)的形成。

市场区域——经济地理环境的差异

27.市场价格的形成和确立依市场的区域或范围的变化为转移。离开一定空间概念的市场只是抽象的观念市场,而不是现实的市场。一个对外开放型的市场需要流转税的改革作为先导,这个专门性的领域我们留待以后去涉猎。仅就中国的国内市场考虑,它的差异已经足以吸引国际经济界的注意力。我国由于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渊源,经济地理环境差异极大,既有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又有西部和东部的“南北”问题。全国为数不多的重点城市以占全国4.7%的人口生产全国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的份额[7]。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平均为农村人口的2—3倍。区域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如江苏省的人均工业产值为甘肃的2倍,人均农业产值接近3倍;人均物质净产值,辽宁为贵州的3.2倍,上海为贵州的11.1倍。即使相同行业在不同地区的资金利润率也极不相同(见下表)。这种悬殊的城乡和区域差异是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调拨和统收统支体制向有计划的市场模式转化时必须首先考虑和面对的现实。

28.一种可能的选择是走统一市场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矛盾在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市场体系的完善,从全国俯览,要素市场会产生倾斜。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会越来越剧烈地发生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向东部的转移,中西部生产能力迁移、萎缩,生产布局会全面恶化,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也会更加扩大;商品市场则可能发生自东向西的大幅度倾斜,即上海及沿海货占领中西部市场,同时由于内销有利,市场广阔,沿海地区外挤动力衰减,因而有可能致使日本、美国和其它国家商品又充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若如此,沿海工业的全面更新换代,传统工业向内地和乡镇扩散等愿望,将全部成为泡影。这种前景显然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这样看来,在近年来我们模模糊糊地朝着统一市场发展的进程中,许多地方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封锁未必没有“正当防卫”的成分。

29.另一种选择是搞区域市场。赞同的理由是区域内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能抵消区域间的摩擦损失。但是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内,区域市场的最大问题是边界封锁。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壁垒以外,没有包括边界封锁、海关关税等在内的人造壁垒,就无所谓区域市场。同时,人们也担心区域市场的做法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国内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因此这种设想至少目前还看不出实现的前景。

30.在我国要发挥统一市场的优势,又照顾区域生产条件的差异,一个也许是次优的选择是走区域的生产成本、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道路。经济地理环境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土地的地理差异。因此,以土地地租,最初只需以土地税的形式就可以恰当地区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生产条件,使城市、乡村和不同区域的企业在生产成本有所差别从而经营收益大致相同的基础上,能够各扬其长,进行竞争。由于保证了生产布局的合理化,我们可以在资源使用效率未见分晓之前就稳收资源配置和布局效益。对于我们这样的无论是国土还是资源的巨国来说,“布阵已定三分局”,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31.土地税(租)必须由地方去征收,属于地方财源。从世界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土地税或地租普遍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有必要搞清地方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对地方在总需求膨胀中的扩张作用颇多责难,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地方特别是省一级的行为是由中央的考核指标、利益分配制度所塑造和调节的。当中央以工农业总产值考核,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财源时,地方就必然有不可抑制的扩张冲动。要使地方特别是省一级从需求膨胀的扩大器变为控制器,把注意力转向基础设施等经济运行环境服务方面,转向内部比例协调的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就必须普遍用综合性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代替总产值指标,并优先推出财政体制改革,以分级的、有法可依的地方税来取代各种社会摊派,其核心是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源结构。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与收入结构有内在的对称性。即使实行分税制,如果地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所得税、产品税的分成,那么地方政府关注的肯定也主要是工商业,特别是价高利大的烟酒等业。而如果地方的财源主要是土地费等收入,那它就会自动关注和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

32.征收土地税的基本步骤可以考虑:(1)由财政部代表中央估算各省、区及其所辖市不同的土地税基数;(2)将此基数计入各地财政收入基数,相应地核减该地其他税种的分成份额;(3)土地税的实际开征权给地方,中央可保留规定各地征收土地税最高或最低限额的权力,土地税的征收顺序宜在所得税之后,以利于今后向地租转化;(4)省、区政府自行决定土地税税率以及在省、区内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负担比例,也可仿照中央办法算清收入基数把征收权下放到市、县;(5)地方征收土地税实际面临着一种长短期选择:征收过重,短期可以直接受益,但损害了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削弱了本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并可能挤压生产要素外流,不利于远期收益;征收过轻,又不能满足自身起码的财政支出需要。这样通过各个地方政府的自主选择,可以自动形成一个大体恰当的区域差别成本,条件成熟的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向以招标投标等市场方法决定的地租演变。

33.随着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功能完善,企业可望有一个合理竞争的外部市场条件。当然,正如人们已经普遍指出的,这个市场还很狭窄,还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配合,才能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不过,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恐怕不能走西方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一般道路。这不仅因为我国的要素分配本来就有其特殊的形式和途径,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会遇到微观组织再造的一般障碍。市场条件的清理与区域成本的确定,只是为打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重新构造所有制基础——铺平道路。

 

1986年1月

作者附记:周其仁、吉小明、彭照平同志在本文讨论时提出过宝贵意见。

(作者工作单位:华生、何家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学军,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罗小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边勇壮,中国社科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原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1] 许多匈牙利经济学家认为,匈牙利历时已十七年的经济改革,现在才可望真正开始。见匈牙利《经济评论》1985。

[2] 刘国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3] 《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Ⅳ—124页。

[4] 见华生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5] 据1984年世界银行报告,八十年代初243人以上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中国为0.6%,南朝鲜为4.3%,印度为4.4%,南斯拉夫为33.5%,匈牙利为65.1%。

[6] 据工业统计年报,1984年占全国企业总数2.8%的大企业,其固定资产、产值、利税分别占全国相应指标的50.6%。

[7]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5—102页《重点城市基本情况》各表资料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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