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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序言

10-11-03 19:11    作者:韦森    相关股票:

 历史乃生活之师

——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序言

韦森

 

     探究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随制度内卷(involution)和王朝更替而周期性兴衰的复杂原因,已成了自晚清以来国内、国际史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各界学者所长期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因而也似乎构成了一个经久常新的理论话题。其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在市场分工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世界经历一个经济的快速起飞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之下,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华帝国,却在清代中后期的内忧和外患中衰落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反差,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去反思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以求为晚清以来各时期的社会改革和推进一个迄今未竟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理论反省和思想支持。赵红军博士的这部专著,又为这一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成果。

       早在数年前在复旦读博士期间,赵红军就从交易效率的研究入手,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诸多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思路,从而实际上为现在这部长时段、大范围的制度变迁的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博士毕业后,红军又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把自己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理论洞识,运用到对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理论与历史的研究中去。尤其是200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研究一年期间,红军又专注于探究与思考“李约瑟之谜”问题,综合诸家之说,写出了一篇全面的文献回顾长文(已经收入本书第2章)。从芝加哥大学访学归来后,红军又到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经过两年的深入探讨,最后写出了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从而构成了这部专著基本框架。

       自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直是一个相对领先的国家。尽管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科学技术、科层政制、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民众生活水准等方面都曾长期领先于一些其他文明和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文景之治、两宋时期、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以及康乾盛世四次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潮”,但是,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整体来看,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程度一直都不高。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周期性更替时期的战乱和外族入侵,总会把一个王朝数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和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几乎彻底摧毁殆尽,直至到下一个王朝的稳定和兴盛时期再从头再来。结果,一个有着久远文明历史的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却长期停滞于一个分工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小农自然经济。18世纪后半叶之后,随着国内市场分工深化和海外市场的扩展,尤其是在近现代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下,西方世界在经济上起飞了,同时也发生了一个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同一时期,清代中国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却在政治衰朽、内部动荡和外部列强的入侵的打击下最后衰落了。这一巨大历史反差,就构成了国际经济史学界界说常说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亦可译为“大分叉”)现象的主要部分。多年来,国际国内学界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所提出并数次热闹讨论过的“李约瑟之谜”问题,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对这种东西方社会在近代发生的“大分流”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反思和原因追问的一个副产品。

       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静滞于一个市场分工不发达的小农自然经济而不能自发地转向现代工业文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可以说近代以来一个学术各界经久探索、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且新说常出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这些极其复杂的历史理论问题,赵红军在这部专著中所给出的解释大致是:中国适合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导致产生了一种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此制度框架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系列具有中国特征的土地占有、财产继承、财政税赋、科举考试和行政管理制度,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固化成了一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均衡”。对于他自己的这种研究进路,红军自己将之归结为一种“自然、地理、生态基础上的制度假说”。

       赵红军博士的这一研究进路和理论假说,显然只是诸家之中的一家之言。这种研究进路是否能给东西方近代的“大分流”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给出一个周延的解释,最好还是留给这部著作的读者自己去判断,但作为一个应邀做序者,我至少可以说这部专著给出了一个自洽的逻辑解释。

       记得古罗马的伟大法学家西塞罗(Cicero)曾有一句“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名言,当代的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也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判断。反思历史,在于理解现在,在于憧憬和构建未来。在中国经历了60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又似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关键点上,如果我们选对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走对了路,一个强盛繁荣乃至经济可长期持续增长的世界强国就会在21世纪崛起。但是如果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选错了发展道路,或在巨大的历史机遇面前迟疑不决、踟蹰不前,甚至走回头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可能又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能否跳出历史上王朝周期性更替的历史怪圈将仍旧会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在此格局下,赵红军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会增益于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这部著作出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之所在。期盼着在这个宽泛而又具有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中未来更多富有见解和洞识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赵红军博士沿着这一研究路径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

       是为序。

 

韦森于2010年9月8日匆匆识于复旦

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一书最近将由上海格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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